【材料一】“陕变事起，曾……通电主张……一致对外……不图讨伐令忽然而下，值兹强邻压境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方谋解救之不暇，何忍再为萁豆之煎。况汉卿(即张学良)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而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

——《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4日)

【材料二】“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的电文

材料一：（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和傅作义、刘湘等，态度鲜明地支持张、杨的行动；马鸿逵、马步芳等坚决反对西安事变，拥护讨伐张、杨二人；阎锡山、宋哲元等则采取了两面周旋.骑墙观望的政策。南京亲日派竭力主张讨伐张、杨二人，目的在于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南京英美派宋氏兄妹等极力主和，愿意为保蒋做出妥协。

材料二：中共主张虽然如此，但中共内部经历了一个从“除蒋”到“有条件放蒋”的曲折过程，经过民主讨论，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事变的共识。

——以上两则材料摘编自王钦双《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因应与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