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曾与顽固派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中心就涉及了中学与西学的问题。梁氏分析了科举制长期存在，被统治阶级固守不放的原因。其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均把“学而优则仕”作为追求的目标，而科举考试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只要努力读书，通过八股考试，就能够获致高位，飞黄腾达。而由科举制产生的整个官僚体制则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根基，根基断，则统治不保，所以统治者们将其看作是“守旧之命脉”。但若科举不变，则有亡国的危险，所以梁启超对于废八股，变科举的态度十分坚决。

——摘编自张薪《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变革》

材料二   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学者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写作关于中国考试制度方面的书籍，潜心研究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运用的可行性。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等人相继都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致赞扬中国的制度。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法国教育是以中国竞争的笔试为基础的，而以竞争考试实行文官制度的思想则来源于中国。不仅如此，在英国、西班牙等其它西方国家，学者们纷纷研究中国科举制的利弊，希望引入这一制度为本国的政府管理注入新鲜的血液，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

——摘编自孔杰《论科举制的西传历程》

近代中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任选一个立场，对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评述。（要求：观点明确，阐明理由，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

分别提取阶段1、阶段2、阶段3的信息，并据此说明与其相对应的历史阶段。

材料一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考选制度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北洋时期的文官制度则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经验。1870年，英国格莱斯顿委员会颁布的文官改革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的制度。这改变了过去贵族垄断官职的特权，杜绝了营私舞弊的现象，文官的录用必须依法办事，出身和靠山不再成为当官的唯一条件，个人的才能和勤奋程度成为文官录用的重要因素。北洋政府时期，一方面推行考试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同时又实行特擢、任命、甄别甄用等传统的封建用人方式。这虽然满足了民国初年各地对行政人才的大量需求，其政权的封建性同样渗透到文官制度中，造成官场上任人唯亲的公开化、合法化。

——摘编自王菲《北洋时期中英文官制度辨异》

材料二   我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与做法。例如党管干部的原则、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它要求我们改革原来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加快推行公务员制度。……当然，公务员制度毕竟是要同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我国所推行的公务员制度，一定要适合中国国情，要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如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等。

——摘编自李如海主编《公务员制度》

材料一 清初的社会治理重视根据理学宗旨整饬基层教化，强调敦厉风俗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升级而亟须革新，皇帝在用人铨选方面也有所变化。雍正、乾隆不再推崇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诸如水利、农桑等较为专门性、技术性的知识，亦被视作为官之必需。为实现个人政治价值，部分理学官僚开始在处理地方政务的过程中主动将目光延伸到河工、漕运等技术领域，实现了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的转变。自洋务运动开始，大量的新式技术官僚涌现。他们作为18世纪技术官僚的后辈，既是传统封建官僚体系中的新元素，也是近代西方科技向中国渗透的过程在制度上的反映。

——摘编自张少娜《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清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文官制度实行以“通才”为标准择优录取的原则。由于牛津、剑桥等贵族学校以培养通才著称，因此高级文官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向。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长期处于文官队伍的中下层，使许多部门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福尔顿委员会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调整文官分级制度，专家科技人员自成一类称“科学类”。另外还设立专业技术、训练、法律、警察等十大类。此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彻底打破通才体制，而且政府机构臃肿也严重束缚着行政效率。

——摘编自阎铃铃《英国文官制度中的“通才”原则》

材料一   与英国的文官文化水准不高的情况不同，德国（普鲁士）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把有才能的人征募为政府官员的传统，而且把学历当作衡量一个人才能的重要标准。在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时期，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考核谋求公职者。应征者必须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并要通过2~3次考试。在德国统一后，受普鲁士传统影响，帝国形成了偏重接受那些受过法学教育和训练的人为高级文官的传统。据统计，1895年，113名枢密顾问中有30人是法学博士。当时，帝国司法部中约一半官员，外交部和内政部约1/3官员，财政部、海军部和铁路部约1/4官员是法学博士。

材料二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子女被绝对排斥在高级文官阶层之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子女也很少能争取到高级文官职位。高额的受教育费用剥夺了下层阶级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887~1890年，在普鲁士大学生中，工人的儿子不到千分之一。许多有关文官问题的文件都强调，应征者在整个四年试用期间，既不领取任何报酬，也不会被许诺最终获得任命。1899年，一大臣职位出现空缺，霍亨洛熙宰相写道：“当看到只有很少人适合担任这一职位时真令人害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扬《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高级文官状况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