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学者对先秦时期世族在各国执政人数作了如下统计，见表4：

——摘编自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材料二

汉代察举制，名目繁多，但大体却分为三类。首先是贤良方正，此为汉代选士的一种重要制度，在汉文帝二年（前178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次是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的简称。始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诏举“孝悌”“力田”和“廉吏”，分别荣赐帛匹和米粮。第三是茂才，“茂才”原名“秀才”，其等级较“孝廉”为高，有如后世之进士，初属于特举之列。其制乃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

——摘编自邝士元《国史论衡系列：中国经世史》

材料三

隋朝建立后，宣告废除“九品中正制”，皇帝强化了察举制中的考试要素，逐渐形成了科举制度。科举制的特点是报名随意，通过考试差额录取。因为报考科目多，分科举人，所以这一选拔方式被称为科举。唐代科举最重要的科目是进士科，考试采用命题的方式，因为录取难度大，很能考验参与者的真实水平，所以受重视的程度也比较高。宋代科举考试程序较唐代烦琐，但主要还是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明朝继承了前朝科举取士制度，并发展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各级考试内容均出自儒家经典的文句，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进行重点解答，不能有个人看法，答卷的文体也有严格规定。

——摘编自纪连海《纪连海点评中华上下五千年·事件卷》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致经历了世官制、客卿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五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尤以科举制最具制度理性。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更是封建王朝吸引人才充实政权的主要方式。随着中华文化圈的不断扩大，科举制度也影响了东亚、东南亚，甚至西方国家和地区。直至今天，世界各国的考试制度仍有科举制度的影子。

——摘编自李双壁《入仕之途—中西选官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现代文官制度正是在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形式上，依据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客观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双方的历史背景的不同，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也存在差异。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考试方式总体上来讲比较简单，规则和程序也较简单；西方的文官制度一般要分为笔试与口试两种，通过笔试可以达到测验个人文字、分析、思维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于西方文官制度，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其实施过程中的正规性；科举制由于是服务于专制的政治体制，以皇权为中心，因此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不利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科举制度下的官员考核和晋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被个人的好恶、人情关系所替代，而不是以被考核者的能力评定的。文官制度对文官的考核、晋升也大多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如考试晋升、考核晋升等方式。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古代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于近代落伍，及至清末废除。

——摘编自柯海丽《中西方选官制度之比较》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的推广，使各个阶层的有志之士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官职地位，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地主阶层的发展，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随着唐代门第制度的废除，大量寒门子弟凭借科举考试踏上仕途，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科举时代。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政权，为了重建国家制度和秩序，针对科举制度之种种弊病，不断予以矫正。建隆三年下诏规定：“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且“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以切断座主、门生的利益纠结，殿试制度确立之后，恩归君主。建隆四年，再次下诏，废除“公荐”制度，权贵豪门借助“公荐”，最容易上下其手，操纵科举。同时创设了全新的“给食”和“特奏名”，所谓“给食”，即为赴京考生提供食宿费用，以收取新归附之地士心；“特奏名”即照顾录取年龄较大且屡次落榜的考生。到太宗时期，取士人数明显增加，改革举措也更为大刀阔斧一些。首先，放松了对门第的限制，工商之子，亦能入仕；其次，加重了科举题目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另外，推出“锁院”和“糊名”制度，士人在科举中的黜落与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摘编自诸葛忆兵《论北宋初期科举制度之变革》

上表据学者研究整理而成，反映出两宋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