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以来城市商业的繁盛，特别是以市场活动为中心的商业市镇的兴起，是吸引商人从负贩行商到侨寓定居的首要因素。在这些市镇中，人口增长迅速且较为集中，商品销售市场广阔且相对稳定，为商人寻求稳定的利润创造了条件。这些经济型市镇大多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交通的便利为商人提供了良好的物流，因此，商人定居于这些地方，更便于他们了解当地市场行情，获取需求信息，在此情况下，商人们无论是在客居地开设店铺，还是贩运商品至自己的居住地销售，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都更多。所以，宋人说：“富人比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于天下，然后以收天下之功。”

——摘编自冯芸、桂立《宋代城市商业的繁盛与坐贾势力的发展壮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时期人口数量

（注：奴婢、徒附为依附人口，不为国家所掌握。）

材料二   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材料一   川盐销黔的四条盐路中，只有乌江水运伸入到贵州腹地。明孝宗弘治年间，四川叛酋酉阳宣抚司在龚滩对“过往盐船只抽取税银，每年获利数万”，可见当时乌江盐运规模相当可观……乌江下游的涪陵、彭水一带均有盐场，历代有所发展……乌江流域龚滩、新滩、潮砥滩最为险要……无论枯水、洪水季节，盐船都可能因水险停航……乌江盐船一般都是八只船结成一帮航行，以便过滩时集中人力拉纤，一只一只地过滩，仍不时有盐船失事，所谓“失吉”。遇水运不及，往往需要依靠人力背、挑，由陆路赶运，仍始终不能改变运不济销的局面。

——根据汤光旭《清至民国时期川盐入黔研究》整理

材料二   四川从战国末就开始开凿盐井，汲卤煎盐。富顺一县，本是“地接夷徼，居多岩谷”的经济落后地区，但因其产盐，“掘地及泉，咸源遂涌，邦赋弥崇，百姓得其富饶。”……明末战乱，导致井盐业萧条。清初，政府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如“恩诏免四川商民盐课”“任民自由开凿”“听民自领自卖”，使得四川井盐开始复苏并发展……川盐总产量在雍正九年已经超过了历代最高产量……“川省产盐州县三十有四，经陆路或水路，销盐州、县、土司六十有四，迩年生齿日繁，流寓辏集……富顺一地人口，则从雍正六年的15732户增加到嘉庆十五年的40609户，但这远不是盐产地的实际人口数，外来劳作的灶户、佣作、商贩尚未计算在内……清代川盐济楚，西沱镇位于川盐往湖北的盐运大道，西沱成了方圆百里的商业中心，乾隆《石柱厅志》：“西界沱水陆贸易，烟火繁盛，們然一都邑也。”

——根据涂庆红《清代川盐对四川地方社会的影响》整理

材料三   中英《烟台条约》将川江通航作为重庆开埠的前提，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赴四川考察的西人人数增加……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于1880—1881年对四川井盐进行了考察，并将制盐工艺整体流程及四川盐业经营状况报告给英国政府……庄延龄的基本观点包括：四川井盐产量大，在各省中位居前列；市场广阔，运销范围广，远销两淮、云南、贵州、湖广等地；盐税利润丰厚，占四川税收的三分之一，是四川财政收入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四川盐业是一个“机器和外国管理将在其中发挥最大的经济和改革作用”的产业，而当地有足够的能源和劳动力，因此通过引入经济型机器、改变分配方式等办法，可以使四川的盐业收入翻一倍。

——根据潘文甲、吴燕《庄延龄对四川井盐工艺及盐业的考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