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川盐销黔的四条盐路中，只有乌江水运伸入到贵州腹地。明孝宗弘治年间，四川叛酋酉阳宣抚司在龚滩对“过往盐船只抽取税银，每年获利数万”，可见当时乌江盐运规模相当可观……乌江下游的涪陵、彭水一带均有盐场，历代有所发展……乌江流域龚滩、新滩、潮砥滩最为险要……无论枯水、洪水季节，盐船都可能因水险停航……乌江盐船一般都是八只船结成一帮航行，以便过滩时集中人力拉纤，一只一只地过滩，仍不时有盐船失事，所谓“失吉”。遇水运不及，往往需要依靠人力背、挑，由陆路赶运，仍始终不能改变运不济销的局面。
——根据汤光旭《清至民国时期川盐入黔研究》整理
材料二 四川从战国末就开始开凿盐井，汲卤煎盐。富顺一县，本是“地接夷徼，居多岩谷”的经济落后地区，但因其产盐，“掘地及泉，咸源遂涌，邦赋弥崇，百姓得其富饶。”……明末战乱，导致井盐业萧条。清初，政府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如“恩诏免四川商民盐课”“任民自由开凿”“听民自领自卖”，使得四川井盐开始复苏并发展……川盐总产量在雍正九年已经超过了历代最高产量……“川省产盐州县三十有四，经陆路或水路，销盐州、县、土司六十有四，迩年生齿日繁，流寓辏集……富顺一地人口，则从雍正六年的15732户增加到嘉庆十五年的40609户，但这远不是盐产地的实际人口数，外来劳作的灶户、佣作、商贩尚未计算在内……清代川盐济楚，西沱镇位于川盐往湖北的盐运大道，西沱成了方圆百里的商业中心，乾隆《石柱厅志》：“西界沱水陆贸易，烟火繁盛，們然一都邑也。”
——根据涂庆红《清代川盐对四川地方社会的影响》整理
材料三 中英《烟台条约》将川江通航作为重庆开埠的前提，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赴四川考察的西人人数增加……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于1880—1881年对四川井盐进行了考察，并将制盐工艺整体流程及四川盐业经营状况报告给英国政府……庄延龄的基本观点包括：四川井盐产量大，在各省中位居前列；市场广阔，运销范围广，远销两淮、云南、贵州、湖广等地；盐税利润丰厚，占四川税收的三分之一，是四川财政收入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四川盐业是一个“机器和外国管理将在其中发挥最大的经济和改革作用”的产业，而当地有足够的能源和劳动力，因此通过引入经济型机器、改变分配方式等办法，可以使四川的盐业收入翻一倍。
——根据潘文甲、吴燕《庄延龄对四川井盐工艺及盐业的考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