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迅速稳定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即标榜中兴汉室，宣布废除王莽所订政策制度，也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依归。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遂“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因此选用贤良，重视吏治，与民休息。光武帝首先释放奴婢。自登位次年（建武二年）至十四年，曾六下诏令释放奴婢。包括因饥荒穷苦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府者，战乱中劫略者等，如有抗命不释者，以“略人法从事”。建武十五年，实行“度田”，下令各州、郡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目的为要限制豪强富民兼并土地和盲奴婢之人数。而且亦可便于征收赋税及力役。如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东汉初，因战费等支出浩大，田租征收十分之一 后减轻赋税，恢复到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政策等。

——摘编自钱穆讲授、叶龙整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班正皇帝为了使财政状况好转，为了“裕国”“安民”，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他反对在解决财政困难时，把“裕国”与“安民”对立起来的作法、他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能安民方能裕国”。雍正帝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方法是开源节流。其开源的主要措施是重本务农以增加田赋收入，解决民食；通商裕国，即使国课增加，又方便百姓。雍正皇帝反对“困商”“累商”，而主张“通商裕国”，“通商便民”。班正帝曾三令五申各税关不得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以利商业的发展。他说：“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

——摘编自马博《大清十二帝》第三册

材料   清代前期，正一品文官年薪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45两，正九品官员33两。这些银两除养家糊口外，还要支付随从、幕僚 酬金及办公费用，普遍入不敷出。各级官员在征收田赋等税收时，以各种名义额外加征。这些税外之税，小部分作为各级衙门的办公经费，大部分被各级官员据为己有。“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额外加征“银一钱五分、二钱不等”；部分州县“数倍于正额”，以致引发民变。雍正帝认为，与其暗取而多征，不若明定其数；与其营私而中饱，不若责其办公。他决定改革，明确规定加征的税额，统一管理，用于发放以“养廉”为名的津贴。养廉银的数目，视职位的高低及岗位的重要程度而定。总督每年约二万两，州县官每年也有两千两左右。用作办公经费与官员薪水补贴。官员的合法收入大幅提高。

——摘编自黄惠贤等《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  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为确保地方稳定，鄂尔泰提出：“若不视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不论不足以服人，兼恐既无以善后。”对改土归流之土司，“虑其住居本地，有党羽相助为非，故远徙以杜其后患。”在改流之地行政设置与内地划一的同时，其他的管理体制也仿内地一并推行。在改流的同时必定会兼顾尚未改流地区的治理，保留土司的地区采取流土并治的措施。改土归流之后，都会辅之以“减免赋役，选用循良，善加抚恤，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等善后措施。清政府重视善后，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从而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一体化。

——摘编自李世愉《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