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综合魏晋时人的相关著述及论说来看，儒学基本理念、准则和有关知识在当时被社会广泛认同，使之从原来的诸子显学之一，逐渐转化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各个领域普遍适用的一种基本常识。如东汉末以来经学成为学童课程，南北朝士人幼习五经已趋普遍。古文经学的发展动力强劲，著述繁盛；玄学所代表的儒学对前沿问题进行讨论，对不同思想理论兼收并蓄，这些重要方面均直承汉代相关态势，又切实拓展了儒学的基础、主干和论域。

——摘编自楼劲《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

材料二   南北朝以来，经学因政治分裂而变为南北两大流派。南学重在阐释儒经的内在义理，北学则以对经典章句的训诂为主。儒学在隋唐以后走向内部统一。唐初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推行“尊儒崇经”的策略，由此儒学的地位被再次确立起来地位。

——摘编自李冉《“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材料一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道二教迅速发展，儒学已经远不如两汉时期兴盛。……唐初，太宗李世民立孔庙为国学，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太宗令颜师古撰写《五经定本》，颁行全国，成为官定统一课本。又令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此书在高宗朝撰成，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考试依此答卷。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陈寅恪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这种前后两期的划分及其特点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也同时体现在文化学术方面。

——摘编自陈寅恪《论韩愈》

材料三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历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摘编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材料一   汉末迄魏晋，经学衰微，“章句渐疏”，士人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益衰”。魏晋之世，玄学流行。玄学把儒家传统的性命原则、理想人格等与道家思想结合起来，终于使儒学与它的“王道”理想相背离，儒学陷入困境。东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倡兴势头猛起，并足以与儒学相抗衡，进而形成儒释道并存纷争的社会思想格局。在三教纷争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思想发展的规律仍使儒释道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融合起来，儒学从此开始了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过程。这种情况从东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隋唐。到唐中后期，韩愈、李翱等人虽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但对佛、道的吸收溶化，依然清晰可见。不过，韩、李的努力，毕竟是在儒学低落数百年后的一次真正意义的儒学传统精神的复兴。总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儒学，由于经过了如此曲折发展的过程，因而成为上承两汉儒学、下启宋明新儒学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特殊条件下的曲折发展，儒学才能以新的姿态再度振兴于宋元明历朝。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