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管理。这一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工商业活动都要进行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管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口税、工商业交易税等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充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职能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

——摘编自马克莲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科举普遍化，官吏的选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为官的均等机会。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于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自秦代以来，郡县制成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定式。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明显具有地方性与割据性，因而唐朝立国以来就如何治理国家，实行分封还是郡县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礼部侍郎李百药上《封建论》，强烈反对封建诸侯，中书侍郎颜师古上《论封建表》，提出折中方案。当时朝臣大多反对分疆裂土。魏征谏言：当时天下人心未定，国家财力不足，改革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

——摘编自商爱玲《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材料二   柳宗元认为，分封制下的职位世袭，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在位者的贤能，故而很难确保为民服务的责任心。通过对周代社会治理状况的历史考察，柳宗元指出，在封建制下，通常是政治混乱的多而治理得好的少，而周天子又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君，真正尽心治理地方、爱护人民的人，因此，周代的问题就出在封建制本身。而郡县制下的地方行政长官由于实行选举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够随时加以撤换，即“有罪得以黜”。因此，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是进步的，有利于国家的治理，维护了“公”。

——摘编自彭新武《“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材料三

▲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

——摘编自张海鹏徐蓝等《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中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