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谕大臣……又曰：“广南市舶（市舶司，为掌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及收购舶来物货的官署），利（利税、利润）人甚厚，提举官（管理市舶事务的官员）宜得人（用人得当）而久任。庶（期望）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皆宽民力（减轻人民的财力负担）也。”

——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材料二 一名官员在乾隆二十四年给皇帝的奏拆中说：“近年以来，南北丝货腾贵，价值较往岁增至数倍……民间商贩希图重利出卖，洋艘转运，多至盈千累万，以至丝价日昂。”乾隆皇帝谕旨宣布：“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价翔涌，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织衽。”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清政府在粤海关规定：（一）洋船销货、装货，应该按期离开，禁止在广州过冬；（二）洋船不许同汉奸私自交易；（三）内地行商不许向洋商借贷资本；（四）洋商不许雇佣内地仆役；（五）在洋船停泊处必须有官员与兵了弹压、稽查。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四 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方交流出现了新的状况。中国的茶叶、生丝、棉花大量输往西方，以“英国制造”为代表的西方纺织品、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也飘洋过海。洋人反客为主，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在某些地区，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乡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有效的历史信息。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清政府的贸易政策，分析该政策带来的影响？

3.依据材料四，概括中、西方交流出现的新状况，并分析出现这些新状况的原因。

材料一：宋代海外贸易示意图

材料二：19世纪前期中国皇帝认为“富足的中华上国无需外来货物，仁慈的皇帝允许通商乃是一种对洋人赐恩的标志及使其感恩戴德的手段”。（清朝）广州贸易的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的商号，作为惟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

——选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清前期自统一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但针对西方殖民势力的非分之举，在开展外贸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防范限制措施。除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外，还禁止军火、大米、豆麦、杂粮、铁器、生丝、绸缎、马匹、书籍等的出口。外商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举凡进出口买卖货物、规定价格、外商纳税、乃至政府宣示通告外商上书陈情，均由行商居间办理。外国商船停泊处，须派兵稽查；外商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在广州过冬，居住在广州商馆的外商每月只准三次到附近花地和海幢寺游览散步，每次限10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等。

——摘编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

材料二 清朝统治者幻想关 上“天朝”的大门，以永保长久统治。但是，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既不能阻挡住凶恶的欧美侵略者，也不能减轻侵略的祸患。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殖民地，闭关政策既不能影响和改变外国资本主义本性，也不能妨碍它们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反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造成了沉闷、闭塞、停滞、倒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拉越大。它是徒劳无益而且十分有害的政策。

——摘编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