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谕大臣……又曰：“广南市舶（市舶司，为掌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及收购舶来物货的官署），利（利税、利润）人甚厚，提举官（管理市舶事务的官员）宜得人（用人得当）而久任。庶（期望）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皆宽民力（减轻人民的财力负担）也。”

——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材料二 一名官员在乾隆二十四年给皇帝的奏拆中说：“近年以来，南北丝货腾贵，价值较往岁增至数倍……民间商贩希图重利出卖，洋艘转运，多至盈千累万，以至丝价日昂。”乾隆皇帝谕旨宣布：“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价翔涌，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织衽。”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清政府在粤海关规定：（一）洋船销货、装货，应该按期离开，禁止在广州过冬；（二）洋船不许同汉奸私自交易；（三）内地行商不许向洋商借贷资本；（四）洋商不许雇佣内地仆役；（五）在洋船停泊处必须有官员与兵了弹压、稽查。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四 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方交流出现了新的状况。中国的茶叶、生丝、棉花大量输往西方，以“英国制造”为代表的西方纺织品、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也飘洋过海。洋人反客为主，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在某些地区，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乡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有效的历史信息。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清政府的贸易政策，分析该政策带来的影响？

3.依据材料四，概括中、西方交流出现的新状况，并分析出现这些新状况的原因。

材料一：宋代海外贸易示意图

材料二：19世纪前期中国皇帝认为“富足的中华上国无需外来货物，仁慈的皇帝允许通商乃是一种对洋人赐恩的标志及使其感恩戴德的手段”。（清朝）广州贸易的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的商号，作为惟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

——选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明朝初年，曾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之余部，入海为盗，且“每诱岛倭入掠”。《皇明祖训》记朱元璋认为，日本、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15国，“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朝廷“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摘编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材料二：实行海禁，滨海人民被“断其生路”、“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清髮以出”。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沿海一带出现颇有实力的海寇、海商集团，走私贸易兴盛，“海禁愈产，贼伙愈盛”。有识之士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隆庆年间（1567—1572年），因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明廷“准贩东西二洋”，福建漳州月港兴起，“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闲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或移居于吕宋（今菲律宾）者甚众。学者估计，隆庆开禁后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1亿两左右，促成了税收等政策的改变。

——摘编自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