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贵族子弟入学较迟。乡学是地方学校的总称，又分为庠、序、校、塾等。国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基本为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计算等六艺教育。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师者必为官或退仕。国之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也即是帝王之师。西周末年，官学日趋衰废。周平王迁都洛邑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他们中有些人逐渐带徒授业，转化为私学的教师。到了春秋末期，各家学派各自创办私学，儒、墨两家的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上便出现了两种学校教育制度，一是官学，一是私学。嗣后，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风延绵不绝。

材料二   孔子私学的学生主要是由平民组成，真正来自贵族的只有少数几人。史书中记载当时私学的规模“孔子弟子，盖三千焉”，只要略为著名的士，差不多都“率其群徒，辨其谈说”。孔子要培养的是维护奴隶制的卫道士——君子，韩非需要的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制”路线的“智术能法之士”。儒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重视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教育。墨家学派主张“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提出“富国以农”“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世纪的许多思想文化活动都是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的。雍正资助书院使学者们有了职业，1736年至1795年在位实际执政61年的乾隆，曾倡议由一大批有学问的文人编了大约57部大部头著作，如《四库全书》等。清代的学术从属于官方，即使这种从属是间接的。皇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统治还表现在对文化的镇压上。这一镇压持续了大约15年，与编纂《四库全书》同时进行。 

——摘编自（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

材料一：汉代太学在政府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博士弟子50人。汉成帝末年“增弟子员三千人”。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政府遇到疑难问题时，博士也要提供咨询意见，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还要对儒家经典进行校勘、注释和传播。兼教学机构与国家考试机构于一身的太学，不仅要引导校内学生专心攻读，而且要鼓励青年自学，校外人员参加太学考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促进了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教乐学、尊师重道之风。

——摘编自王凌皓《汉代太学如何培养治国安邦之才》

材料二：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和破坏，北宋初期地方官学长期不振，士子求学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朝廷崇尚儒术推行文治政策，不断扩大科举考试的规模，但国家无力创办大量的官学。书院的兴起，缓解了朝廷崇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既为政府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才，也把教育扩散到了基层。另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书院的藏书、读书以及教学活动提供了便利。

——摘编自丛迪《宋代书院教学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三：唐末五代智璇等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北宋“因袭增拓”而成岳麓书院。南宋初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大批当世的经世之才。朱熹自福建专程来访，并与张栻论学——史称“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称“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摘编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书院简介》

材料四：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