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贵族子弟入学较迟。乡学是地方学校的总称，又分为庠、序、校、塾等。国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基本为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计算等六艺教育。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师者必为官或退仕。国之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也即是帝王之师。西周末年，官学日趋衰废。周平王迁都洛邑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他们中有些人逐渐带徒授业，转化为私学的教师。到了春秋末期，各家学派各自创办私学，儒、墨两家的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上便出现了两种学校教育制度，一是官学，一是私学。嗣后，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风延绵不绝。

材料二   孔子私学的学生主要是由平民组成，真正来自贵族的只有少数几人。史书中记载当时私学的规模“孔子弟子，盖三千焉”，只要略为著名的士，差不多都“率其群徒，辨其谈说”。孔子要培养的是维护奴隶制的卫道士——君子，韩非需要的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制”路线的“智术能法之士”。儒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重视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教育。墨家学派主张“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提出“富国以农”“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世纪的许多思想文化活动都是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的。雍正资助书院使学者们有了职业，1736年至1795年在位实际执政61年的乾隆，曾倡议由一大批有学问的文人编了大约57部大部头著作，如《四库全书》等。清代的学术从属于官方，即使这种从属是间接的。皇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统治还表现在对文化的镇压上。这一镇压持续了大约15年，与编纂《四库全书》同时进行。 

——摘编自（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

材料一：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国力充实，政治统一，才具备了兴办太学的条件。同时，汉代太学的兴办，也得力于两个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书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来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在书写出版相当困难的汉代，大师们的经说难于书诸简牍，多是师生相传，学习儒学就必须从师，经师讲学也就成为汉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

材料二：自秦代焚书、秦末战乱、汉初无为而治前后近百年，私学教育从未停顿。私学生徒数倍于太学生。地方官学发展迟缓，郡国内不过一校或数校。地方私学更远远超过地方官学。官学系统中几乎全无启蒙教育，蒙童的教育则几乎全由私学或家学来承担。秦末战乱，私学犹存，讲诵弦歌之声不辍。汉初尚黄老之学，官学未立，各种学术流派都以私学方式传播。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后置太学。黄老道法阴阳纵横以至杂家仍以私学讲授。古今经学之争起，今文经学常居主导地位，古文经学常以私学讲授，不断展开斗争，各自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最后促进了两大学派的相互吸引和融合。

——以上均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