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农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税为国家建设及经济运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1958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农业税趋于统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税的税收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到2002年农业税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2.6%。200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废除《条例》，至此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确保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不会反弹，我国又实施了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减轻农民在教育费用上的过重负担，以及推行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及增加对农村的补贴等措施。

——摘编自叶青、袁昭颖《中国农业税的演变、终结与启示》

材料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向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统筹规划，还是基层政府的地方改革实践，政府始终处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导地位。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基本是通过分阶段、分步骤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以实现户籍制度所附载利益的剥离与扩散，从而改变户籍制度的粘附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由逐步松动到有限突破再到一体化实践探索的过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如上海市的蓝印户口即是一种独有的载体形式。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回归人口登记的本原功能，即通过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福利分割、社会分层等冗余功能，还原了人口信息记载的基本功能。

——摘编自邹一南《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把推广良种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并制定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动员广大农民选育优良品种。到农村改革前，基本形成了县良种场为核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小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8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农林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建立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2000年《种子法》实施之后，大量民营种子企业开始出现；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种质资源，也吸引了部分育种人才。经过长期的发展，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和152个制种基地县，保障了70%以上农作物用种需求；240家核心育种场和9500多家扩繁基地能够保障全国3/4的畜禽用种需求；934家水产原良种场及育种中心提供了40%的水产苗种。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0.1%，且以蔬菜种子为主。主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或种源可控，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也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

——摘编自孔祥智《必须彻底解决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