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古以来，西南地区就生活着许多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里地形复杂，山地、高原、盆地、河谷平原相间分布。居住在盆地和平原的民族从事农耕，形成邑聚和政权；而山地民族则“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各民族的交流交往在深度和频度上都较易进行。但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地区内的整合度较低，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权。同样的原因，中原政权向西南的开拓也难以迅速推进，只能渐次推进“以夏变夷”的进程。双方的冲突与交融进程不像北方地区那样大开大合。这种独特的民族关系被一些学者称为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西南类型”。

材料二   与西北、东北边疆不同，早在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已经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直辖郡县。但中央的直接控制区仅限于郡县治所，大致呈点状或线状分布。在郡县治所之外，则通过册封、羁縻等形式由少数民族上层治理。经过唐宋的反复之后，元代对西南的管辖重新强化。中央政府不仅可以撤并土司，还可以征发士兵和赋税。清代则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尽管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却均“有着向定居农耕过渡和发展的清晰脉络”。到了清代，远在边陲的云南也被视为内地十八行省之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黄纯艳、潘先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西南类型”其于〈西南古民族关系史稿〉的思考》

材料   唐朝有人依然坚持“先华夏而后夷狄”的观点，但“华夷一家”的观念已成为这一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基调。唐太宗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这集中体现了唐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对于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袭扰，唐朝军队给予了坚决反击。面对境内和周边众多和复杂的少数民族，唐朝政府借鉴了秦汉以来的诸多经验，设置了众多羁縻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并对他们进行册封。为进一步密切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唐朝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如唐朝与吐蕃和亲后，文成公主积极向吐蕃传授中央地区的耕作方法，教藏族妇女纺织和刺绣。同时，与吐谷浑、突厥等民族的互市，不仅使边疆民族地区得到了中原地区的丝织品、茶叶、粮品等生活资料，也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农耕生产所需的马匹等耕畜。

——摘编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