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年谱(节选)

恽代英(1895——1931)，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苏武进，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

1913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

1914年《东方杂志》刊登了他的《义务论》。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实际是“权利论者”，列强标榜的“自卫”不过是“侵犯”的代名词罢了。

1915—1919年间，撰写、翻译了大量的文章，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1919年，以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姿态，领导了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

1920年1月，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该社具有“工读互助团性质”。同年春，他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部分。

1921年，受陈独秀委托，翻译出版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7月，在湖北黄冈创立了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中共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

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摘编自李孝君《论恽代英早期思想的发展、特点及实践》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代文化产生直接影响，不外三者，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这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直到唐代中后期，儒学开启复兴的机运。北宋时，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

——摘编自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文化与宋文化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要义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刚健有为、天人协调的精神，这是民族精神的内核，是教人们在面对苦难时要保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其次，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人是中心，强调的是先做人后做事，这种思想在当前素质教育之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强调的是牺牲与奉献，家是人们避风的港湾，父母之爱与民族之爱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这种价值观使得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十分强大，也正是这种文化才会使得中国人心中始终怀有落叶归根、血浓于水、尊老爱幼、厚德载物的认知。

——摘编自张应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五四运动是影响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发展的重要事件。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通过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守转化的价值根基，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为转化确定前进方向，以民主科学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桎梏赋予转化时代特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转化提供领导力量，开辟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转化提供现实支撑，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化转化的创造性。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思考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应紧紧围绕革命性这个核心问题来深化。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