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民航、汽车运输猛增，使得铁路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国铁经营陷入困境。1964年，日本第一条新干线——东海道新干线——问世，使人们认为“夕阳产业”的铁路运输重新焕发了生机。1971年，日本国会审议并通过了《全国铁道新干线建设法》，决定在日本客运中推行新干线。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和国会制定并通过了《日本国有铁路改革法》及相关的7项法律，有步骤地对国铁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允许铁路的私营化。之后，日本政府实行运价上限认可制，铁路企业只要获得了运价及新干线特快票的上限价格的认可，对既有线路的特快票价、卧铺、对号座席及各种票价的折扣优惠，仅提出申报即可，对站台票、退票费等均已无限制。

——摘编自《日本铁路改革的模式及启示》

材料二：1994年，我国第一条广州一深圳准高速铁路建设成功并投入运营，被称为我国高速铁路化的起点。2012年，我国有1.3万千米长的时速达250～350千米的客运专线建成投产，以“四纵四横”为骨架的快速客运网基本形成，标志着中国铁路全面进入高速铁路时代。中国用6年左右的时间跨越了世界铁路发达国家一般需要30年的历程，形成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未来几年里，中国高铁建设将进入全面收获期，当我国高速铁路系统初具规模时，相邻的省会城市或者大城市将形成1～2小时交通圈，而省会城市与地级市之间将形成1小时甚至半小时交通圈，届时，“人便其行，货畅其流”的目标将成为现实。

——摘编自干佳薇《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材料一：西方学者提出“18世纪交通革命”的理论。指出18世纪时，英国在水路、陆路方面的进步都引人注目，马车在各方面都有技术改进，速度、容量、舒适度都有提高。筑路技术有了明显提高，用于运输煤炭等重物的木轨在矿区铺设，这成为19世纪铁轨的先声。水陆交通的不断发展，使英国在19世纪初实现全国水陆交通网络一体化。18世纪时，马车货运速度增长三倍，运费降低40%，客车运时减少60%，舒适性和可靠性大大增加。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各类交通立法不断增多，交通治理始终处于议会的有效监管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长，收费信托以道路通行费为抵押借贷并发行债券，运河修建资金主要来自发行股票和抵押借贷，银行在融资方面日益重要。19世纪时，铁路建设的融资规模更大，但融资方式并未有重大改变。

——摘编自沈琦《“18世纪交通革命”：英国交通史研究的新方向》等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的转变，交通运输建设突飞猛进，综合交通运输网四通八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迅速修复了被破坏的运输线路，恢复了水陆空交通。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首都国际机场、京沪铁路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将加快交通运输发展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交通运输业投资快速增长。1996—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16.7%，全国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据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不断提升 对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持续发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