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解决贫困问题，近代早期英国地方政府的治安法官开始探索济贫之道。16世纪末济贫法令出台之后，教区成为济贫管理的基本行政单位。教区组织募捐，救济无谋生能力和因粮食歉收而生活贫困的人。由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身体健壮的流民数量剧增。亨利七世初期，地方“根据法令对流民进行囚禁或公开惩罚”，诺里寺市在1570年设立流民感化院或救养院。各市镇通过警告不雇佣帮工的雇主、惩罚懒惰者等措施，强制流民劳动。同时，通过建立纺织厂和磨坊、购买大麻和羊毛等原材料、建立劳动救济所等途径，为穷人提供工作。随着法令的颁布，英国济贫法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一直沿用到19世纪。

——据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盛行，主张实行有限度、有条件的救济。1834年，按照新济贫法成立专门的中央机构，打破郡的边界，把之前的15000个教区组合成为700个教区联盟。教区联盟在中央济贫法专员的监督下提供济贫服务。新济贫法允许不同教区间的贫民自由流动，还规定贫民如要得到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但进入济贫院的贫民没有选举权。济贫院大多为混合济贫院，按照贫民年龄和身体状况强制性隔离。济贫法局对患病者和儿童提供贫民医疗救济、济贫法学校。据统计，1844年，英国全部公共支出为699万英镑，济贫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为72.69%；到1874年，两者分别为1285万英镑、59.64%。

——据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

材料一   建国初期，上海失业人口高达67万余人。在政府拨款救济的同时，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在业工人捐助一天工资”的号召，得到了全市工人的踊跃支持，全国人民也开展了对上海失业工人的捐助运动。上海市政府鼓励来自周边各省的失业工人回乡生产，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政府严格控制资本家解雇工人。1957年，上海失业人口降至3万余人。

——据吴文俊《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1949—1957) 》

材料二   2004年3月，国家决定：“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村减轻负担48亿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起，我国西部地区率先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 中央计划要在全国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包括比较规范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规范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此后，各地提高农民工待遇、改善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措施也陆续出台。除此之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都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积极解决。

——摘编自赵秀玲《“以民为本”与政府治理——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惠民政策分析》

材料一   美国社会贫困人口主要由工人、黑人、农民和老人构成。1964年，约翰逊向国会递交了《经济机会法》，试图将贫困人口纳入服务和培训中，为穷人提供机会，让穷人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给自足。在保守派阻挠下，国会只通过了8亿美元的反贫困支出。之后，政府开展社区行动计划、启智计划、法律服务和志愿队计划，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穷人提供援助教育、儿童健康和营养、成人识字教育和职业培训，又为可能永远无法帮助自己的穷人提供社会保障。1968年，被归类为穷人的人数减少了36%。接受公共援助的人数增加了41%，但许多核心贫困人口依旧没有改善他们的贫困境况。反贫困计划共支出560多亿美元，国会无力承担反贫困计划逐渐增涨的成本。1969年，约翰逊离职，“全面消除贫困”的承诺成为泡影。

——曹睿《林登·约翰逊政府反贫困计划研究》

材料二   2021年初，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已消除绝对贫困。以下是中国扶贫治理不同阶段的划分及特征比较。

（备注：开发式扶贫是指依靠贫困地区自身资源与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保护式扶贫是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低保等保护性扶贫手段的运用。“四到”是指责任到、任务到、资金到、权力到）

——许汉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材料一   德国社会支出比率、社会保障缴费率及人均国民总收入

——摘编自[德]沃尔夫冈·施罗德、塞缪尔·格里夫《德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方案》

材料二   2010年，德国有五分之一的公民进入老年阶段，这使得德国进入世界上老龄人口较多的国家的行列。一方面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法定养老保险的潜在缴费者在减少，另一方面人口寿命的增加使养老金领取者的人数在增多、领取期限在延长。对于法定养老保险而言，这意味着缴费者与受益者的比例（制度赡养率）的不断提高，2009年德国100个在职人员（20～65岁）赡养34个退休人员（65岁以上），预计2030年将会是100个在职人员赡养50个退休人员。

——摘编自于秀伟《从“三支柱模式”到“三层次模式”——解析德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

提取材料有效信息，围绕“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主题，提炼出一个观点并进行论证。（要求：观点紧扣材料及主题，观点明确、条理清晰，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材料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民生活保障建设。1948年，东北行政区委员会颁布的《东北公营企业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是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解放后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积累经验并奠定了基础。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一位得知此消息的职工说：“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到1952年11月底，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企业达2860家，职工320万人。1953年，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改的决定》。1956年，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职工达到1600万，比1953年增加了近4倍，签订了集体合同的职工有700万人，比1953年增加了10倍，合计共有2300多万职工享受了《劳保条例》规定的不同保险待遇。至此，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占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1956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摘编自《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10）》

根据材料，概括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特点。

材料   世界上现代意义的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和调整改革逐渐完善的过程，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有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和发展特点。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社会保障制度陷入重重困境，但是，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实践仍在发展，对稳定社会、调节经济的作用仍在发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同社会保障紧密联系。因此，作为一种制度，社会保障今后仍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将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周玉庆《浅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社会保障制度”为视角，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条理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日趋繁杂的社会救济任务、被迫在兵荒交袭、动荡失序加剧的情形下，开展构建现代化救济制度的尝试。中国抗战具有的正义性，为实难救济社会动员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以1938年政组成立赈济委员会为起点，到1943年通过《社会救济法》为标志，形成以现代国家责任理念为核心的救济制度。然而、由于赈灾经费上对外国的依赖性，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现代化建构以模仿学习国外为主，并不是基于赈灾实践的。英国在华记者格兰姆·贝克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就我观察到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而言、尽管他们说得动听，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表面文章……许多这种官样文章是专门做给海外人士，特别是美国公众看的。”

——摘编自苗艳丽《现代化救济制度的文本构建与赈灾实践的背离》

材料一   为应对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粮荒，除兴修水利工程外，中国古代仓储体系建设也十分发达，宋元以来，除常平仓外，义仓、社仓在乡村普及。秦汉以来，国家层面还构建了蠲免、赈济与安辑等灾蠲制度，具体包括雨雪粮价奏报制度、报灾检灾制度等，民间往往也积极施粥捐赈。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宋太祖招抚流民返乡，自由耕垦，减免赋税，南方地区圩田、柜田、架田、湖田、涂田、沙田以及梯田大量涌现。除此以外，中国古代还有3次引种域外新作物的高潮：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民众也通过采集野生植物扩大食物来源。

——摘编自杨国安《地尽其力，仓备饥馑——中国古代备荒救灾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1949年12月，全国七八百万人陷入“无吃缺吃”的严峻境地，1950年2月27日，董必武公布了具体的救灾方针，即“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除发展农业生产外，山东等地还开展了100多种副业生产。各级政府动员各阶层捐献钱财、衣物和粮食，不仅涵盖机关、部队工作人员，而且成为一种群众性运动。各地呼吁非灾区节约捐助灾区、轻灾区支援重灾区、城市援助灾区、有粮户支援缺粮户、有劳力者帮助无劳力者，形成范围广、形式多样的互济互助网络。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来救灾渡荒，1950年，全国粮食实现增产丰收，“有些地区的丰收情形，竟为二十年来所未有”。

——摘编自曹佐燕《“不饿死一个人”：新中国初期中共领导生产救灾的理念、实践和成效》

材料一   为解决贫困问题，近代早期英国地方政府的治安法官开始探索济贫之道。16世纪末济贫法令出台之后，教区成为济贫管理的基本行政单位。教区组织募捐，救济无谋生能力和因粮食歉收而生活贫困的人。由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身体健壮的流民数量剧增。亨利七世初期，地方“根据法令对流民进行囚禁或公开惩罚”，诺里寺市在1570年设立流民感化院或救养院。各市镇通过警告不雇佣帮工的雇主、惩罚懒惰者等措施，强制流民劳动。同时，通过建立纺织厂和磨坊、购买大麻和羊毛等原材料、建立劳动救济所等途径，为穷人提供工作。随着法令的颁布，英国济贫法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一直沿用到19世纪。

——据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盛行，主张实行有限度、有条件的救济。1834年，按照新济贫法成立专门的中央机构，打破郡的边界，把之前的15000个教区组合成为700个教区联盟。教区联盟在中央济贫法专员的监督下提供济贫服务。新济贫法允许不同教区间的贫民自由流动，还规定贫民如要得到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但进入济贫院的贫民没有选举权。济贫院大多为混合济贫院，按照贫民年龄和身体状况强制性隔离。济贫法局对患病者和儿童提供贫民医疗救济、济贫法学校。据统计，1844年，英国全部公共支出为699万英镑，济贫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为72.69%；到1874年，两者分别为1285万英镑、59.64%。

——据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