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欧洲，作为精英阶层创造的博物馆，自诞生起就不自觉地带有强烈的精英文化的基因，这决定了博物馆服务对象的角色不自觉的偏向精英阶层。而民主趋势下，普通大众权利的获得使得博物馆又不得不重视大众的文化权益。16世纪中叶，收藏被受教育阶层视为一种有修养的绅士行为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收藏主要涉及文化艺术、自然奇珍和历史古物，由于启蒙运动的推动，19世纪公众将自己藏品捐出成为潮流。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宣布将卢浮宫变成国家博物馆，在理论上强调博物馆成为普通人可进出的场所，“这些国家的艺术属于自由平等理念下诞生的新社会全体公民所有”。

——摘编自潘继业《西方博物馆公共化中的精英力量》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中常常出现沟通不畅的问题，与外国人沟通必须“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恭亲王奕䜣也感到清政府在外交中的劣势，于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官办外语学校同文馆建立了。同文馆博物馆是辅助教学的设施，藏有新式机器（模型）、动植物、医学标本、矿石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后还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藏品，藏品的陈列主要是按照学科进行分类，只为同文馆教授学生使用，并未对社会公众开放。虽然庚子之变打断了它的发展历程，然而其曾经的管理和陈列都为后期博物馆事业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摘编自陈思清《近代中国学校博物馆发展研究（1876～1949年）》

材料   洋务运动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其课程表规定：“馆中肄习洋文四种，即英、法、德、俄四国文字也。”其译书活动集中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记载，共出书160种，以自然科学和兵工技术的译介为主，对社会科学的译介只占总译书数的五分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译介的对象转向日本，从日文转译了大量的以西方治国、强国之法为重点的社会科学知识书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渐为译介主体。1900—1911年，国人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1902—1904年共译书533种，译自日语的书目有321种，比译自英、德、法文的总和还要多。

——摘编自卢明玉《西人西学翻译与晚清救国良策的探索》

材料   我国古代书院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是集教育、学术和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的教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包括四书五经和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注疏，注重道德教育。教学以学生的自我钻研为主，强调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教师主要进行引导点拨、提示启发。另一种交流的主要方式是学术讲会，学院允许不同学派学者莅临书院讲学，重视学术交流，开展学术争辩。书院主持人既负责书院管理，又要担负主要教学工作。书院经费主要来自院田，院田或由私人捐赠，或由官方拨充，书院不向学员收费，还要供应伙食、提供住宿，这极大地制约了书院的发展。

——摘编自李华《中国古代书院与西方中世纪大学之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