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政府认为内地与边疆“犹支体与腹心也……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因此奉行“安边抚远”的政策。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后，设置蜀郡、益州等郡，长官均由中央派遣。另外，也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王、侯等称号，可以“复长其民”，也可担任郡县属官，但要受郡县统辖。此外，汉朝还修建了五尺道、南夷道等道路。沿着这些道路，由朝廷组织的内地移民进入西南。有的地方官还在西南地区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

材料二   唐朝皇室有少数民族血统，夷夏意识淡薄，在治这方面强调“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在西南地区，唐朝广泛设置羁縻州县，“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另外，唐代又在西南设置军州，沿用汉代道路的同时又加以新建，联结各个军事据点，以军事威慑保持对羁縻州县的控制。此时，吐蕃、南诏兴起，对唐在西南的存在构成挑战。为制衡吐蕃，唐朝一度大力扶持南诏政权，助推了南诏的崛起。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俊珂、王振刚《汉唐西南边疆经略再研究》

材料一：肇始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可从先秦时期华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婚姻中寻觅到踪迹。先秦时期，部落首领为自身的利益，采用联姻的方式建立利益同盟。春秋时期，华夏与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间及各诸侯国之间的联姻活动更为活跃。中原王朝之所以产生以婚姻结戎狄的观念，与其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中原农耕社会以家族为核心，而家族又以血缘为依据，血缘则是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的，“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为宗庙，下以为继后世者也”。而将联姻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之中，并将之制度化，形成专门的政治策略，则始于汉高祖之时。

——摘编自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

材料二：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

材料一：

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简册《语书》记载了较多秦朝历史，有学者据其所记文字，图

示了秦政府管理的组织形式与管理层次。

——改编自陈妙闽《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行文制度看秦朝的行政运作和效率》

材料二：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一848年) 的契约文书为我们研究吐蕃的契约及其相关法律制

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吐蕃书面买卖契约有吐蕃文和汉文两种；契约的中人或证人，从姓名看

有吐蕃族也有汉族。此外，无论买卖契约还是借贷契约，在词语的使用上都沿用了唐代的“两

共平章恐人无信，故立私契”等套语。

——摘编自李秋梅 《透视与反思：敦煌文献所见吐蕃买卖契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