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军队驻地称镇。宋朝将兵权、财权集中于中央，原先军阀割据的兵镇不再存在了。一些原来居民集中、交通发达、商品交换便利的镇，作为商业市场的镇而保留下来；一些商业繁荣的农村集市和草市，由于人口进一步聚集和市场的扩大而演变为商业性的集中地，也叫镇。这样的市集，人们就称之为“镇市”或“市镇”。

许多地方的镇因工商业的发展，交通发达，超过原所在的州县，不断打破原来州县的布局。据有关历史资料   统计，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的45年中，从原来的镇、乡、场、寨等上升为县或军的达39个，另有一批县升州、州升为府的。这些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宋代工商业经济出现了新的气象，市场和商业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加深了。

——摘编自余鑫炎《简明中国商业史》

材料   北宋建立后，浙东沿海地区（越、明、台、温四州）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在此基础上，浙东沿海一带的市镇开始勃兴。据记载，北宋时的越、明、温、台四州市镇分别只有9、3、7、9个，到南宋时已分别拥有53、143、9、81个。北宋熙宁十年，浙江地区设有税务的市镇平均年商税额为3179.4贯，而越州为12082贯，到南宋初年其已增至21652贯。当时，这些地区的酿酒业、造纸业、印刷业、皮革业、制漆业、竹编业、制扇业等都相当发达。北宋时，全国市舶司收入最高额为63万贯；南宋时，到高宗末年，就已达200万贯，这其中明州、温州等无疑占了主要部分。在此背景下，温州不仅寺院“庄严冠于二浙，焚修闻于四方”，而且“士气浸盛”，至南宋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

——摘编自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等

材料一   宋朝政府虽积极采取招徕蕃舶、鼓励贸易的政策，但为了保障抽解和博买，防止商税透漏、走私贸易及重要物资外流，仍实施以防范和限制为主的管理制度。如宋朝政府对辽、金、交趾等，禁通海上贸易；禁止中国商船擅自搭载外国人入宋；禁运铜钱及军用物资出海；禁止与蕃客私相交易；等等。因以上诸般禁防，宋政府禁止舶船私自出海，“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凡船出海贸易，皆须申请公凭，经市舶司检验，对于出港不经检验而无公凭者，“许诸色人告捉，船物没官”。而对于商船从哪个港口出发，从哪个港口返航，皆有限定。

——摘编自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

材料二

                  南宋对外贸易交通路线图

史载，南宋“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当时有大臣认为，“藩舶巨艘……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为此，南宋政府屡次禁止铜钱出境。嘉定十二年（1217年），认为“以金银博买，泻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

——摘编自袁超《魏晋至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种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