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

——《罗斯福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1944年10月21日）

材料二  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示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如果对方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511号

材料三  美国对苏联任何政策的要素必须是一种长期的，既有耐心而又坚定的，并且时刻对俄国扩张倾向保持警惕的遏制政策。……很清楚，美国不可能指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同苏联政府建立政治上的亲善关系。美国必须在政治舞台上把苏联看作对手，而不是伙伴。

——1947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化名X先生，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节录

——摘编自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

材料二：苏联阵营和西方阵营在冷战中相互对峙，但是从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国际上，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峙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或者说至少是为了争夺全球影响力。其中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62年，由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几乎引发了核冲突，但是双方都各退一步，苏联从古巴拆除了导弹，美国人也从土耳其撤出了他们的导弹，这一事件表明，两个大国都认识到需要它们所称的共存，至少是它们之间需要共存。 

——摘自（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

——摘编自丘吉尔铁幕演说

材料二：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借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出兵东欧和亚洲，扩大了版图，建立了势力范围，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 
二战后，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雅尔塔体系中得以延伸，美苏在安全关切和霸权目标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大国合作机制中得以缓解，从而避免走向冲突。从世界经济体系看，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弥合。 
材料三：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认为自己是一种世界性的主导力量，因此对苏联及其盟友采取进攻性遏制政策。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沈志华《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