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直道与长城呈”正确”形架构，相互支撑、遥相呼应。秦在直道沿线设有严密完备的配套军事防御设施，如关隘、兵站、驿站、烽火台等。前方有事，大军三天三夜即可从咸阳疾驰到河套前线。秦直道基本沿山脊布线，地形相对平缓、顺直，所经地区植被繁茂，道路隐蔽性好。直道路基底部最宽达60米，顶部宽30米至40米，残存最厚的垫土层现今仍有6米以上。直道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选线规划、勘察设计和施工建设。

——摘编自何吉成《震古烁今秦直道》等

材料二  汉武帝刘彻多次沿秦直道北击匈奴，巡视朔方。飞将军李广从秦直道快速进军，让匈奴骑兵措手不及。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许多迹象表明，呼韩邪单于当时是循“直道”南下。昭宣之后，汉匈关系转向缓和，双方使节来往频繁，多次从直道经过。王昭君北上经行“直道”之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直道连接“北边道”，匈奴获得中原丝织等商品后，与西域各族和希腊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换。

——摘编自王子今《文化史视角下的秦直道考察》等

材料一 秦汉时期对文书传发、保管的各个环节都有严密的法令规定。官署都有专门吏员收发登录文书，并按法令规定对文书建立副本存档、待查，像“兰台令第卅三”就是收发簿上的编号。秦之“书府”、汉之“石渠阁”都是重要的档案馆。这些档案传承着历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验，《论衡•别通》记载“萧何（西汉丞相）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

古罗马时期，罗马法规定只有具有法人地位的个人和机构才有权力建立档案馆。当时由专门的司书和档案员负责整理保管，对档案分类登记、编订册号、张号和目录。很多档案被收录进入城市法典之中，官员经常利用档案审理案件，或者利用国家收支帐目档案处理财政问题。档案工作者被誉为“城市的卫士”。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等

材料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咸丰帝仍拒绝英法公使向其进递国书（国家间往来或共同议定的文书；在近代也指一国派遣或召回大使、公使时，由国家元首署名的递交给所驻国元首的文书），其谕旨曰：“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至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1901年，《辛丑条约》的附件十九中规定：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清帝须派高于王公规格的轿子往来使馆迎送，同时派军队保护；清帝款宴各国使臣应在皇宫大殿内举行。1902年，光绪皇帝按规定程序接受了各国使节递交的国书。

材料三 美国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传统可追溯到1790年。那一年华盛顿按宪法要求发表了当时被称作“年度咨文“的报告。宪法第二条第三节规定，总统“应不时向国会报告国情，并将他认为必要和适宜的议案提交国会审议”。华盛顿及其继任约翰•亚当斯是按照独立前在英国国王统治时期的方式，通过盛大隆重的礼仪亲自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但是，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感到这种过分的排场与新生的民主共和国极不相称。他讥讽地称这种做法为“御座上的演说”，并以呈送书面咨文的形式取代亲自演说。

——《美国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历史由来》

材料一：秦之一统，不仅实现了对诸夏领域的一统，而且南平百越，北击匈奴，并南越、西南夷、西戎，建立起空前广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制度上也将秦政，即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推广至所有统治区域，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战国后期以来的“大一统”政治理想成为现实。文帝、景帝之时，有贾谊、申公等人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儒家之礼义制度，巩固“大一统”之政治。武帝即位，举贤良之士征求对策，“传之无穷”“施之罔极”之“大一统”政治理想至此已经成为帝王孜孜以求的政治和治理目标。

——摘编自贾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与“大一统”》

材料二：大一统至少包括了三个局面的机理，即追求团结统一而反对分裂的国族取向、一系列旨在抟成凝聚的中心性政治安排、一个现世取向的富含韧性与弹性的文教系统（道统）。大一统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理论，它的终极理想在于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在于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的天下。

——摘编自任锋《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