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哲学史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没有被不少哲人搞清楚，主张认识是人头脑里固有的观点。比如，孔子把人分为“生而知之者”与“学而知之者”，他认为有一类人天生就知道很多，但他自己却很谦虚，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立，科学地解决了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陶行知也形象地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获得并保持正确思想观念的方法途径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多调查研究，多总结经验，这样便可以少犯错误。1965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时曾如实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节选自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延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完善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表现。

延安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完整也是朴实无华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学界普遍认为，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社论，是“延安精神”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明确阐述。该社论指出，“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无疑是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核和基因，其中已经凸显了延安红色文化和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表明了其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特征。

今天，我们回望延安十三年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就会发现许多延安精神原生态的内容。譬如，坚定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抗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广泛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生产运动、下乡运动体现出来的“南泥湾精神”“劳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十三年“延安道路”的凝练，都是当时“延安作风”的升华，都打上了“窑洞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印记，都体现出了和旧的剥削和压迫观念决裂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文化品格。延安时期，续范亭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就欣然写道，“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亲切和蔼田舍翁”；1942至1943年，张闻天做了15个月的农村调研后，感慨地总结道，“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正是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和反对“洋八股”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香的”“鲜活的”“接地气”的革命理论，也才使得延安红色文化成为真理追求和价值诉求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显著文化标识。

（摘编自李宏斌《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