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节选自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延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完善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表现。

延安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完整也是朴实无华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学界普遍认为，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社论，是“延安精神”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明确阐述。该社论指出，“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无疑是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核和基因，其中已经凸显了延安红色文化和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表明了其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特征。

今天，我们回望延安十三年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就会发现许多延安精神原生态的内容。譬如，坚定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抗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广泛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生产运动、下乡运动体现出来的“南泥湾精神”“劳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十三年“延安道路”的凝练，都是当时“延安作风”的升华，都打上了“窑洞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印记，都体现出了和旧的剥削和压迫观念决裂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文化品格。延安时期，续范亭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就欣然写道，“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亲切和蔼田舍翁”；1942至1943年，张闻天做了15个月的农村调研后，感慨地总结道，“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正是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和反对“洋八股”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香的”“鲜活的”“接地气”的革命理论，也才使得延安红色文化成为真理追求和价值诉求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显著文化标识。

（摘编自李宏斌《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特点》）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失，而是无的放失。……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