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代《九章算术》有部分内容总结了我国古代几何学的成果。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评价说：“土地的丈量、谷仓容积、堤坝和河渠的修建、税收、兑换率——这些似乎都是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为数学’而数学的场合极少。”与此不同的是，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从定义和公理出发，经过严密的论证，证明了所有几何学定理的正确性。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1607年，他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出版。随着更多西方数学著作被引入，大批“会通”性新式数学著作涌现。此类著作借用西方数学形式逻辑和公理化体系对中国传统数学进行梳理和阐释。例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中西数学图说》等。大量数学图形、公式、定理出现在明末数学著作中。明清易代，以徐光启为代表开启的中西文化交流被中断。

——摘编自《理性的启蒙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科技思想发展管窥》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明末中国数学领域的“中西会通”现象。

1792年，英国决定派马戛尔尼率团使华，以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致两广总督郭世勋信件的形式，将此事通知给中国。

材料一为培林爵士信件英文内容直译，材料二为郭世勋上乾隆皇帝奏折所附此信之中译本。

材料一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十分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舞作可全权特便代表英王本人调见中国皇帝，深切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水久和好。

材料二  我本国国王闻得天朝大皇帝八的上素，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二心甲性恐不安。我国王称，恳求天朝太豆豪选风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场，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晶。今太同至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吸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感激不尽。

请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这封信不同译本的理解。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解读材料，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加以论述。

材料

顺治十六年（1659），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来华，任职于清朝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南怀仁经常出入宫廷，为康熙帝讲授西学，还奉旨制造火炮。他在以往天主教士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穷理学》一书。该书共六十卷，将17世纪欧洲流行的逻辑学教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纳入其中，阐释了知识的等级和分类，展现了以逻辑学贯穿诸学科的西学知识体系。从无穷、分数、公约数等数学概念，到赤道、五洲、经纬度等地理问题，该书涉及自然科学的各方面知识。南怀仁还借鉴宋明理学“格物穷理”之说，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名词术语。例如，今天通用的“科学”“理论”和“实用”，被他译为“致知”“致明”和“致用”。因清朝有天主教禁令，该书删除了与传教相关的概念和提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怀仁将《穷理学》进呈皇帝。康熙帝认为该书内容荒谬不堪，不予刊印。此后书稿散佚民间，几乎被世人遗忘。康熙帝曾说：“赞美天王（主）之西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臣民当深体联意。”南怀仁最终官至工部右侍郎，这是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所获的最高职衔。康熙二十七年（1688），南怀仁病逝于北京。康熙帝下旨表彰，谥号“勤敏”。

——改编自郑天挺《清史》、肖朗《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的<穷理学>》等

材料一　徐光启(1562—1633)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的部分内容，将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奠定了我国近代数学的基础。其著作《农政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农学著作之一。该书不但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而且是我国农学史上最早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书籍。1629年明政府以徐光启为监督编纂《崇祯历书》，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的地球自转说，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哥白尼的学说持否定意见，哥白尼的学说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引起重视。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帝国，伴随着帝国建立，伊斯兰教也传往世界各地。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在地中海、印度洋甚至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辽阔区域，阿拉伯商人都一度是最活跃的群体。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采用文化宽容政策，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经典得以保存。这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等十个数字，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公元712年，阿拉伯人在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造纸技术也传进了欧洲。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二 我国的科技翻译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教会人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当时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利玛窦开创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也成了翻译传统。虽然徐光启他们未能留下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却很有创造性，如徐光启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提出“借我华言，翻出西义”；杨庭筠指出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唯物思想和上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译语中心的翻译传统。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家生存并备受敬重，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他们对《圣经》进行了归化处理，甚至用儒家的词汇如“天”“仁”“仁慈”来翻译《圣经》中的“Deus” “mercy” “benevolence”。

——摘编自韩敏《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