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明代，进入第四个寒冷期，而农垦成风，“墙(明长城)内之地，悉分屯垦”。沙地植被遭到破坏，到万历年间普遍发生了建筑物被雍的现象。万历三十七年(1609)，榆林卫中路“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是年闰三月，朝廷调兵两千余人，并招募陕北各州县灾民数百人，历时六个月，长城沿线约120公里积沙被抓除到底并运往远地，“沿边一带，焕然一新，不可谓非大工"。

——据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清末民初有6个堡寨、421个村宅、近10万亩农田遭埋压危害。沙区层民为求生计，背扛肩挑，移沙造地，垒石防沙护田，散压柴草挡风救苗，依然不改“满眼尽飞沙”“树少不闻鸦”的景象。金鸡滩村马德宽借风移沙造田，或扬沙移丘，或背驮士石压沙，早出晚归，奋战10余年，夺地20余亩，微产杂粮，仍不解贫。

——摘编自《榆林市志》

材料三

1953年后，埃及政府对治沙实施政策扶植，并对各省的土地开发建设局实行系统领导，协调治沙。埃及还成立了专门的沙漠研究中心，从1979年起建立了5个沙漠士地开发技术实验推广示范中心。这些研究机构与推广示范中心紧密配合，研究成果可以很快得到应用。此外，埃及还从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美国、法国等组织和国家获取资金、技术、设备及优质种源等。埃及开发沙农业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郝晋珉等编著《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承包治理地。石光银海子梁乡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治理3000亩荒沙，成为榆林地区承包治沙第一人。三十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多措并举，历经千辛万苦，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道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扭转了“因沙致穷”的千年困局。中国对毛乌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据任仲文编《千秋伟业百年风华》等整理

材料一  新航路开辟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在欧亚大陆上从一个地区运货到另一个地区，其货物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但是到18世纪后期，新世界的种植场生产的大量砂糖、咖啡及棉花等却大部分运往欧洲销售。西班牙人也向新世界引进了欧洲的各种水果，如橄榄以及葡萄，美洲的特产也因此流向了世界各地，如马铃薯、西红柿、番茄、花生、各种豆类及南瓜、可可等。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和亚洲人获得了新的食物（包括玉米、土豆等）。……16世纪中叶，美洲开采出的白银通过西班牙的大型帆船贸易横跨太平洋直接运往中国。以白银为财源，欧洲得以在亚洲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摘编自【美】埃德蒙·柏克三世等《世界史：大时代》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几乎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迁徙的过程中，既有江北人士持续移居江南，也有统治阶级为了调整边疆人口分布，免遭敌对政权掳掠，将人口往内地或军事重镇的迁移，还有将南方少数民族粗暴地驱赶下山以补充兵员、营户和奴婢的行为。此外，一些民众根据自身需要而非受强制性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自行流动也已经出现。

——摘编自郭林生《南北朝和隋朝人口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湖北的荆襄、那阳地区，陕西的巴山老林地区都聚集着许多开发性的经济移民，他们从事开矿、种靛等生产活动，都把对财富的追求放在首位。当时，有的商人甚至走出境外，以至于缅甸江头城出现“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的现象。清代前期，广东人口则以潮、惠、嘉为中心，向东流向台湾，向南流向高、雷、廉、海南及东南亚等地，向西流向广西、四川、云南，向北流向江西、湖南、湖北及陕西等地。

——摘编自季松《试论明清人口迁移的时代特征》

材料三   晚清时期，出洋华工群体以福建、广东地区的为多，流入地区遍布世界各地，尤以东南亚、南美地区为大家。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旧金山一带发现金矿，加之受已在海外发财致富的华人影响，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美国也被华人认为是淘金之所。在贩卖华工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刺激下，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纷纷进行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以至于在华工出洋合法化前，已有大量华人被西方人口贩子拐卖出洋。

——摘编自赵薇《晚清华工出洋原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