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〇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备注：核密度呈现的是被分析对象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集聚程度）

——据刘静等《中国近代城市工业时空演变分析》

分别提取图1、图2、图3的近代工业分布信息，并据此说明与其相对应的历史时期。

兹查有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翰林院修撰张春，创办江苏耀徐玻璃公司、上海轮步公司，集股100万元以上。三品衔直隶候补道严义彬，创办浙江通久源轧花纺织厂，集股在80万元以上，二品顶带安徽候补道徐鼎霖，创办江苏海丰面粉公司，集股在60万元以上。四品衔候选周同楼景晖，创办浙江通惠公纺织公司。三品衔中枢科中书顾钊，创办浙江和丰纺织公司。(编者注：绅商指既在功名职衔，同时又经营工商业的社会群体。材料中的张春等人便是杰出代表。)

——据《光绪政要·实业》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简要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一战爆发，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对中国输出的资本和商品相对减少，为中国民族工业让出了部分中国国内市场，也利于中国商品开拓国外市场。1911—1919年，全国面粉业增至120多家，火柴、造纸等轻工业有显著发展。但好景不长，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很快就萧条下去。

——摘编自焦雪琴《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历程之研究》

材料二

旧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解放后，投机资本疯狂操纵黄金、银元，在私营百货公司的带动下，几乎所有私营商店的产品都以银元标价。同时投机资本势力还掀起一股物价飞涨的浪潮，天津、上海带头，华中、西北跟进，波及全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据程中原、夏杏珍《党史国史上的要人大事》

材料一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增加约8倍。上海是主要粮食进口地区。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自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摘编自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种田，通过兴修水利、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致力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科学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批成熟期不同的水稻良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64年，袁隆平率先开始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1973年，他成功自主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至1989年，中国已向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地区）转让了这一技术。

——摘编自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

材料一 1895年到1913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当时创办的工矿企业总计549家，资本总额约1.2亿元，比甲午战争前民族工业产生阶段的150家增加三倍多，资本总额约增长五倍。民族工业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深侵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得到初步发展？如同历史的发展有合力的作用那样，答案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

——摘编自庄鸿铸《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材料二 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量诞生。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乡镇企业爆发性增长出乎决策者预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萧冬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上衣、食、住、行等人们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极其缺乏，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利用市场空白和时间差，乡镇企业因陋就简，甚至土法上马而迅速发展起来，尽管其产品档次不高，技术也不先进，但其市场销售却相当红火，自然其发展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日益强化的买方市场导致乡镇企业发展开始陷入困境。

——摘编自侯爱琴《乡镇企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及若干对策》

①轻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②重工业有了一定的增长

③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④新建厂矿企业的速度和规模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