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〇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民国初年，在“实业救国”“科学建国”思潮的推动下，留学美欧的青年学子大多选择学习机械工程、采矿冶炼等专业，走上“科学救国”之路。留美学界先后创立中国科学社（1915）、中国工程学会（1922）等科学学会，创办《科学》期刊，大力倡导科学救国。1915年《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这一看法，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与此同时，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大战显示的巨大破坏力，也使得部分国人对西方文明、对科学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国内知识界逐渐形成一个质疑科学功用与价值的“反科学”思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所谓“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严复，1918）。对此，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任鸿隽指出，在充分享受科学益处的西方，“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畏缩之兆”。1924年《科学》杂志发表社论指出，“科学之为科学，自有其本身之价值，不因物质文明之有无而增减。……人自无良，何预科学，因噎废食，窃为国人所不取也”。

——摘编自张剑《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材料一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书局开业后，即可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在《中华初等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编者写道：“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1921年，陆费逵在《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依据这样的理念，书局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已出版60多种教育丛书，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

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部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渴求文化、渴求真理的时代，中华书局策划了许多大型项目，如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继续为文化学术界提供基本典籍。从2006到2010年，中华书局完成全套50种“中华经典藏书”的出版，如《论语》《诗经》《史记》等。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

——摘编自《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图说中华》

材料二  中华书局创办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

——1912年2月23日《中华书局宣言书》

中华书局是如何践行其创业宗旨的？结合材料及所学加以解释。要求：从中华书局创业宗旨中任选其三进行解读，史论结合，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