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民国初年,在“实业救国”“科学建国”思潮的推动下,留学美欧的青年学子大多选择学习机械工程、采矿冶炼等专业,走上“科学救国”之路。留美学界先后创立中国科学社(1915)、中国工程学会(1922)等科学学会,创办《科学》期刊,大力倡导科学救国。1915年《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这一看法,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与此同时,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大战显示的巨大破坏力,也使得部分国人对西方文明、对科学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国内知识界逐渐形成一个质疑科学功用与价值的“反科学”思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所谓“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严复,1918)。对此,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任鸿隽指出,在充分享受科学益处的西方,“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畏缩之兆”。1924年《科学》杂志发表社论指出,“科学之为科学,自有其本身之价值,不因物质文明之有无而增减。……人自无良,何预科学,因噎废食,窃为国人所不取也”。
——摘编自张剑《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