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从秦朝开始，秦始皇嬴政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隋唐两代，都城均建都在长安。隋和唐均以洛阳为东都，作为控制东部的重要据点，与西周经营洛邑的政治目的相同。建康只在南北分治对立时期作为中国南方政权的都城。公元12世纪，金兵南下，开封失守，赵宋政权仓惶南迁。几经奔波，落脚于杭州，升为临安府。宋金南北对峙，开始了中国历代建都史以都城位置偏于东部近海地区、南北相互演替的时期。元统一中国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都北京。朱元璋称帝后，犹豫了很久才确定建都南京。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冬，明成祖朱棣下诏迁都北京。清沿袭明制，仍定都北京。

——摘编自《赵俪生文集》、唐紫昕《中国历代王朝都城变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

材料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芹川古村坐落在一条相对独立的山谷之中，从村落的外形看，口小腹大，天道自然，山水形胜，是典型的风水宝地。地势北高南低，整体地形地貌极为巧妙，呈“葫芦”形状。一条小溪，横卧在村子中央，宛如衣带自上游飘至村口，溪水清澈见底，溪中小鱼成群，全村有30多座桥，半数以上是柏木搭成的独木桥，约有10公分宽。走在桥上，柏木会时常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溪的两岸屋舍俨然，环溪而建，如陶渊明笔下桃花源。

——节自芹川古村导游词等

材料：

稷下学宫的出现不但是先秦士阶层发展的最高点，而且是养贤之风的制度化……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到前三世纪中叶这一百年之内，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受到战国王侯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毋需为生活担忧。不但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士的功能实已发挥到最大可能的限度。稷下学宫虽仅县花一现，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则是永恒的，因为议论的自由同时也刺激了思想学术的成长。先秦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主要是和稷下时代相重叠的。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一春秋时，戎狄“妄侵”华夏，夷夏之别更为严格。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各诸侯国之间政治斗争激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等思想。蛮夷必须向天子朝贡，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如有不贡、不王，则先“修名”、“修德”，即要名尊卑，动之以“德”；若再不贡不王，则将“修刑”，动用“刑罚之辟”、“攻伐之兵”了。战国时，儒家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孟子等人，鉴于当时夷狄多融入华夏的现实，对四夷的看法又进了一步。他们更多地消除了对夷狄的鄙视，不再视之为未开化。他们以是否行仁义、知礼义，是否接受华夏文化来区分华夏与夷狄。

——摘编自周伟洲《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

材料二雍正皇帝历数了明代的“失德”诸端，认为明清易代是清朝顺天应人和体道崇德的结果。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入主中原，都是符合“中华”价值标准的正当举措。清朝并没有自视为“夷狄”，而是“中华”，并且是理直气壮的“中华”。雍正皇帝的这种自信，理论上来自儒家哲学，而事实上则根源于“中外一统”、“华夷一家”的巨大版图。

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使清朝的执政能力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满族统治者在《逊位诏书》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清王室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和平转让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这个未来中国的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以后的政权，凡涉及中外疆域纷争问题时，莫不以清朝的“完全领土”为法理依据。

——摘编自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