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虽然辛亥革命未能立刻再建有序的社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但它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更新和重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自辛亥革命后，整个社会充满新旧事物的斗争，且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各种新事物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并且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所以纵观历史，其本质是一个破旧的时代，一个替代的时代，一个新事物成长的时代。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才开启了这一个破坏的时代，一个让新事物能够从旧秩序中破土萌芽并成长起来的时代。

——摘编自谭玉龙《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

材料一   我国当铺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只是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典当业到了宋代，由唐代的专营与兼营并立，逐渐向专营发展、正式成为了一种行业。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质犀（当铺）掌事，襄巾着皂衫角带。”《清庵集》中记录到：四川僧人宝觉围迟大师在修葺寺院后，“又以钱二十万为所谓长生钱”……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办和民办当铺已经颇为发达的情况下，寺院的当铺经营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宋代，能到当铺进行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外，有时甚至包括奴婢、牛马等，劳动人民也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并出现以谷物抵押换钱的“谷典”。

——摘编自《中国古代金融与商业》

材料二   清代出现以各级军政衙门或贵族官僚出资开设的“官当”，仅从《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所见，大学士和珅一人就置有当销75座，本银3000万两，……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山东泰州府平民刘虞吉具状控告前学政、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宫梦仁，讼词称：“恶总辖山东学政，……于泰州坡子坊自开天成典铺一座。当身杪板一副、杪板四块，价值五百七十两，止当本银十六两，票写四分行息。及完本利取赎，又不发原物交代，违禁取利。”

——摘编自曲彦斌《中国典当史话》

材料三   北京典当业，乃旧式商店之典型，为各业冠，惟自逊清末叶迄今，典当业日趋衰落……按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210余家，造民四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170余家，……日下全市仅存有87家……考其表落原因，可分为数端……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因粪准自是年起，每年当税每家自五两增至五十两。造民国三年，财政部以典当为大宗营业，又有厦订当税，加重征收之举、较昔加倍。……北京典当，率以十八个月为满期，益当物在未满期以前，典当又不能自由处分也……典当期满，货物积压至5、6月，向来值在数千元者，今值数百元而已。……故时至今日，典当业实有从速改善之必要。

——摘编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典当业之概况》（1940年7月）

材料四   总而言之，任何时代，只要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经济的发展便离不开一定的金融支持。作为高利贷资本活动形态之一的典当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挥它的作用的，因而它为生产、流通、生活所必需，能够稳定地发展。其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即表现在这里。

——摘编自《中国典当制度史》

材料一

——引自《中报》《中报月刊》等

材料二   （某战争期间）《中报》报道战争消息可谓浩如烟海，如战争、党派活动、后方救助、募捐。难民收容、外国难民避难、社会秩序、慈善事业、国际救助、暗杀、物价涨跌、敌伪活动、汉奸政策等，内容丰富，应有尽有。”

——摘编自傅德华、庞荣棣及杨继光《史量才与<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