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商鞅变法前，秦人的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德”“仁”“义”一类字眼，而大多是“吉凶”“祸福”“利害”等概念。商鞅反对以“礼义”治国，而以“霸道”说孝公，提出强化君主集权，厉行法治、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等功利主义理论。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改革，时间长达18年。他利用秦人宗法观念淡漠的传统，对反对变法的太子势力进行严厉镇压，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郡县制和官僚政治，进而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崭新的宗法秩序。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亲政后，在冯太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关于鲜卑汉化的改革。他宣扬礼教治国的理念，把礼教治国思想作为法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刑罚的同时辅以礼教，礼法结合。此外，孝文帝还着手修改关于治理官员的法律条文，以便具体地约束官员行为。新的法律条文以俸禄制为主，辅以定官制和考绩两种程序，提升了政府部门的施政效率，也对官员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他强调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

材料：北魏建立政权时，皇帝、政府、大地主和大牧主占有大量土地资源，而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十分稀少，且农民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和劳役。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北魏的农民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土地制度亟需重构，北魏政府将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田地分为露田、桑田、麻田和宅田四种，其中露田、麻田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允许私人买卖。耕种户死亡或年满70岁可免除赋役义务，需将露田交还给国家，桑田和宅田不在还授之限，允许私人自由买卖。政府向耕种户授田，耕种户在授田之初不需要向政府缴纳任何费用，但之后每期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租金，此为政府的固定收入。同时，政府会以税收的形式向耕种户抽取固定比例的分成。其运作机制如图所示。

——摘编自朱武祥、范家琛《历史上的交易智慧：魏朱商业模式理论视角的解析》

材料   战国时，多数人称赞商鞅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韩非、李斯等称颂商鞅推行法治、富国强兵、移风易俗的治秦功绩。汉代以后，称颂商鞅的少，非难商鞅的多。贾谊驳斥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上高告奸”；司马迁认为商鞅不重视道德和教化，其评价亦成为后人关注商鞅的标杆。宋代学者主张效仿上古“王道之政”，期冀重回太平盛世，因此批判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改革秦人风俗习惯的措施，而商鞅军事、耕战、“令出必行”等法律方面的思想在宋代则受到重视。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