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学者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认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世沿用。但是，2011年考古专家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了其为霸陵的可能。 

江村大墓在距离凤凰嘴2000米的地方，考古专家发现了该墓平面为“亞”字形大墓。“亞”字形在汉代是顶级配置，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考古专家扩大勘探范围后，发现一道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左右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和汉文帝的窦皇后墓合围在一个大陵园内，两座大墓同处于一陵园内称为“同茔”，一人一墓一坟头称为“异穴”，正好体现出汉代帝后合葬“同茔异穴”的特点。如图： 

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外藏坑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器和铁器数量较少、器较小，与史载汉文帝遗诏中所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相吻合。铜印章刻有“车府”“器府”“中司空印”等隶书文字，表明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这样的官署、府库大约有100多个，领导这些官署的一定是皇帝级别的墓主人。 

据此，江村大墓最终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西汉十一座帝陵名位问题全部解决。 

——摘编自孙晓波《霸陵之谜：“江村大墓”发掘始末》

多元视角下的汉代风俗成因

材料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隋可能指蓏，意即瓜类植物的果实）蠃（一种寄生蜂）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指懒惰或贫弱的人）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

——摘编自《史记·货殖列传》

材料二：

材料三：风俗大致包括两个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人们在对待外部环境以及交往中所呈现的普遍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其外延部分则是构成这种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基础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是风俗形成的基础。汉代的区域风俗差异都与各自的自然和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人口因素是摇动风俗的一个杠杆。在人口密度较大地区，人口压力总是通过不同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统治集团也对风俗产生影响。汉统治者通常采用法律手段和道德教诲强制半强制地剪除与政治控制相矛盾的风俗；强制半强制地助长与政治控制相适应的风俗。

——摘编自彭卫、杨振红《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材料三的观点。

 材料一：西汉初年以妥协为主的隐忍战略，为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也存在边境饱受侵扰等弊端。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提振国威，汉武帝改变．了柔弱的边防政策，大规模开疆拓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汉朝的边疆地区得以稳固和发展．

 ——摘编自王玉冲《汉武帝治边方略》

 材料二：唐朝治边思想是对汉末以降几百年间民族冲突与融合进程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唐皇室在治边思想上有较少的夷夏意识，唐高祖提出要“追革前弊……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治边指导方针，唐太宗曾说： “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怀之以文德的羁縻之策是唐朝在确立“君臣之位”光环下统驭边疆的手段，唐朝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落，边疆地方势力开始抬头，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摔之势。

 ——摘编自刘俊珂《汉唐西南边疆经略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