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不断发展。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到中国的农产品有石榴、核桃、萄葡、胡萝卜等数十种。由中国传往西方的物品以丝绸和资器为主，主要是由安息商人转运到欧洲。唐朝对于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在官府监督下进行互市。相反，唐代鼓励海外贸易，唐代海船制造技术称雄世界，海上贸易发达。唐朝在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中国出口商品种类除丝绸外，瓷器、纸张、铜器、铁器、茶叶等都成为大宗贸易商品。西方的历法、数学、医学等伴随着外贸传入中国。

——摘编自李湘《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述要》

材料二 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在市舶司净利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59万缗，治平63万，元祐末41万，徽宗时110万，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宋代海外贸易的范围自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确为汉唐所未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家，它借助海外贸易这一个充满巨大经济利益的平台，吸引着国内外的经济要素不断进入近海区域，参与到近海市场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而为近海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一   宋代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唐代所建立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等制度，已经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文官制度，中枢大臣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一   朱元璋于1382年仿照宋朝制度建立了大学士……其时，内阁学士的官职只有五品，又不能参与机要，在朝廷里的地位并不高。明成祖即位后，“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此时内阁大学士相比朱元璋时期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都是深得成祖信任的心腹，且得以参与机务。但是在官制的设置上，他们仍均为五品以下官员。洪熙、宣德年间，内阁的官职由正五品一跃成为正三品，并且还以六部尚书来兼任，同时获得了对内阔权力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票拟”之权。到了嘉靖朝，首辅制度形成，在朝位座次上，内阔首辅已经超过了尚书。可以说内阁首辅虽天实相之名但实际上已经拥有了权相的地位。

——摘编自李子龙《论明朝宰相的废除与内阁制度的确立》

材料二   内阁具有票拟、草拟诏敕、平章政务、论思和备顾问的职能，虽然没有决策权，但是仍然对皇权形成了制约，尤其是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的10年里，内阁制度发展到了顶峰。中外奏章无不经由内阁票拟，特别是在皇帝怠政的时候，票拟更是百官与皇帝沟通的唯一渠道，内阁把辅政职责和秘书性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协助六部诸司等机构维持国家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行。内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或者延缓最高决策的制定。阁臣工作的效率、封驳奏章的次数以及人员的素质，对行政效能都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可以改变皇帝的意志。内阁是官僚集团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阁臣与皇帝和皇太子大多都有师保关系，他们对皇帝和皇太子的影响显然要多于其他大臣。

——摘编自于江泰《明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