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李端棻曾上折：“惟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风当偏于率士。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学堂既立，远之得三代庠序之意，近之采西人厂院之长，兴贤教能之道思过半矣。”

——摘编自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

材料二 工部候补员外郎胡承谏的签议：谨按取士之道，无论如何变法，总以宗经为主，然先汉而后宋不可也，汉学琐屑，无关大义。宋学阐发圣贤义理，精警透辟，在今日尤不可不讲。今日竟尚西学，不有圣贤大义以固之，必致离经叛道，灭其伦常，流入邪教，或且有犯上作乱之事矣。

——据《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

材料三 严复曾说道：“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摘编自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材料一   梁启超认为，一个民族若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然要有这一民族的独有的特质和独立于其他民族的自我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道德、制度、风俗、文学和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要坚持这种中华文化，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才能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同时，在他看来，所谓“公德”就是个体对群体尽义务的“利群”思想，就是视国家事为己事的意识。只有这样，当外敌入侵时，才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而且合群的力量越坚越大，就“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这与西方民族主义中强调个人自由、平等、独立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点。

——摘编自沈文泰《华夏中心主义的衰落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急速掀起一股热烈的民族主义风潮。一些受过民族主义熏陶，“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了达成打造民族国家的目标，纷纷将他们注目的范围，向下扩充到一般社会大众。基于动员群众，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他们相继创办各类白话报刊，并大量利用小说、戏曲等口语传播，对一般民众进行民族观念及国家意识的灌输。在这一连串密集而广泛的宣传下，各项自发性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亦在此一期间相应兴起。诸如1905年因美国排斥华工激起的抵制美货风潮，乃至20世纪初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皆有大批学生与城市工商居民卷入其间。自此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有效而常见的动员手段，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急遽扩散与深化。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一 戊戌期间，上海除以往的《申报》《字林西报》等报刊外，还创办了《时务报》《南报》《华报》《富强报》《农学报》等报刊，杭州、无锡等地也有类似传播媒介……（江浙）士绅们的维新宣传则较注意向低层社会伸展。1898年5月11日无锡出版的《无锡白话报》，就是明证。当北京发生政变后，江浙社会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立场，尽力抵制当局的倒行逆施。

——摘编自胡成《戊戌变法是一个多重系列的历史发展》

材料二 那个时期的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等等）和开设西学的书院（如西湖书院）里，出过黄兴、蔡锷那样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他把俚语、韵语、外国语熔为一炉，不受古来章法的限制，常能动人心弦。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