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讲谭嗣同入主章京时，不信光绪无权，当实地考察之后，才告知他皇帝无权是事实。在梁看来，如果光绪皇帝有权，他们的变法肯定会成功。

梁启超将清廷的守旧官僚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懵然不知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第二种是知道外患可忧，“然自顾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第三种是即使我在任时亡了国，“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

梁启超哀叹道：“呜呼！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

——摘编自李喜所《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材料一   梁启超认为，一个民族若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然要有这一民族的独有的特质和独立于其他民族的自我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道德、制度、风俗、文学和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要坚持这种中华文化，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才能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同时，在他看来，所谓“公德”就是个体对群体尽义务的“利群”思想，就是视国家事为己事的意识。只有这样，当外敌入侵时，才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而且合群的力量越坚越大，就“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这与西方民族主义中强调个人自由、平等、独立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点。

——摘编自沈文泰《华夏中心主义的衰落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急速掀起一股热烈的民族主义风潮。一些受过民族主义熏陶，“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了达成打造民族国家的目标，纷纷将他们注目的范围，向下扩充到一般社会大众。基于动员群众，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他们相继创办各类白话报刊，并大量利用小说、戏曲等口语传播，对一般民众进行民族观念及国家意识的灌输。在这一连串密集而广泛的宣传下，各项自发性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亦在此一期间相应兴起。诸如1905年因美国排斥华工激起的抵制美货风潮，乃至20世纪初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皆有大批学生与城市工商居民卷入其间。自此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有效而常见的动员手段，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急遽扩散与深化。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一 戊戌期间，上海除以往的《申报》《字林西报》等报刊外，还创办了《时务报》《南报》《华报》《富强报》《农学报》等报刊，杭州、无锡等地也有类似传播媒介……（江浙）士绅们的维新宣传则较注意向低层社会伸展。1898年5月11日无锡出版的《无锡白话报》，就是明证。当北京发生政变后，江浙社会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立场，尽力抵制当局的倒行逆施。

——摘编自胡成《戊戌变法是一个多重系列的历史发展》

材料二 那个时期的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等等）和开设西学的书院（如西湖书院）里，出过黄兴、蔡锷那样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他把俚语、韵语、外国语熔为一炉，不受古来章法的限制，常能动人心弦。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