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材料二  北宋富弼言：“求人之本，唯科场最大。”“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逾于前代。”南宋朱熹言：“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元仁宗曰：“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元宰相奏言：“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以‘四书’‘五经’，以程学、朱晦庵注释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元欧阳玄云：“贡举法行，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职官），于是天下学术凌然一趋于正。”

——赵汝愚《宋名臣奏议》等

材料：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材料一：其创始的用意在谨慎选才……但末流所及，仍为权门所把持……权贵子弟依恃家庭地位、经济势力及社会关系，本易获取声名，膺列上品；而若干不肖中正更逢迎权贵，徇私舞弊……这制度演变到最后，终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邹纪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二：随着南北朝以来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隋文帝时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形成。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纵观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趋势，其选拔范围在不断的走向扩大和开放，逐渐由统治阶级内部选拔发展到向全社会开放。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实现了大一统，创立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个管理部门。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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