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材料二  北宋富弼言：“求人之本，唯科场最大。”“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逾于前代。”南宋朱熹言：“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元仁宗曰：“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元宰相奏言：“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以‘四书’‘五经’，以程学、朱晦庵注释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元欧阳玄云：“贡举法行，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职官），于是天下学术凌然一趋于正。”

——赵汝愚《宋名臣奏议》等

材料：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材料：1040年，范仲淹（文正公）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戍边西北，担任边防主帅。戍边期间，文正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正是因为如此，范仲淹身边总有许多名士、贤臣辅佐。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拜为参知政事。庆历三年，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文中说：“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此岂尧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而有为也，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修理）纪纲之坏哉！”

——摘编自《范仲淹：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