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自称“哲人”，贬斥、抨击哲人的人自视为“反哲人”。巴黎大主教曾发布训谕斥责卢梭，维护受到攻击的基督教；一些人在《审查周刊》等保守报刊上发表丑化哲人的文章，充当君主政体的“唱诗班”；还有一些人为争夺地位与荣耀而“选择阵营”，不断向哲人发起挑战。“反哲人”把哲人的“危害”总结为“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这是法国革命中“哲人阴谋论”的核心内容。

“反哲人”花费大量精力刻画哲人的负面形象，但效果并不明显。启蒙运动时期189部含有哲人角色的戏剧“处处都涌现出对比鲜明、令人震动的哲人形象”。 “反哲人”构想的“哲人阴谋论”在启蒙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认知体系中并不新颖。虽然集“哲人阴谋论”之大成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曾轰动一时，但随着普遍的思维方式的改变，“阴谋论”很快被时代抛弃了。

——摘编自石芳《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

材料一：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在宗教、哲学领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借此批判基督教神学。在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突出特征是侧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时，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积极地从先秦儒学中汲取营养。黄宗羲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得出“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这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民本思想的重新阐发；王夫之则对维护君主专制的宋明理学给予坚决批判，他认为“人欲”不能扼杀，“天地之产，皆有所用，饮食男女，皆有所负”，这是对先秦儒家“人性天就论”思想的重新焕发。

——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

材料二：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会神学，其内容是关于身后世界的问题。任何神学的东西，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是教权。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这样，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请回答：

材料：马可·波罗和他口述的《东方闻见录》在引起13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遥远的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上贡献良多。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开创了新局面。1685年到175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黄金时期。伏尔泰等人发现了儒家学说和中国社会中极其积极的东西，把它当作他们开放社会的自由运动的模范：羡慕中国没有那些在欧洲影响了政治和民事生活的教堂，赞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1760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孟德斯鸠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

——摘编自史华罗《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