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在宗教、哲学领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借此批判基督教神学。在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突出特征是侧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时，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积极地从先秦儒学中汲取营养。黄宗羲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得出“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这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民本思想的重新阐发；王夫之则对维护君主专制的宋明理学给予坚决批判，他认为“人欲”不能扼杀，“天地之产，皆有所用，饮食男女，皆有所负”，这是对先秦儒家“人性天就论”思想的重新焕发。
——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
材料二：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会神学，其内容是关于身后世界的问题。任何神学的东西，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是教权。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这样，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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