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1896年11月1日）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价盛宣怀的“自强大计”。

材料一   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简洁的、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规范。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来，晚清政府开始接受电报这一新技术，总理衙门指出：“其意倡于俄，而英法继之，一国扬其波，众国遂随其流。”1877年6月，李鸿章创办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津衙线。其后，电报通信逐步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近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是把电报通信技术引进到外交通信中的先驱。在1878年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其前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呈给清廷的奏报，或用“公牍”，或用“信函”寄回国内，费时甚久。曾纪泽为便于和清廷沟通，开始尝试使用“电奏”。

——摘编自马建标、林曦《近代外交的“通信变革”》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冲击，洋务派创置了一些有益于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设施。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鉴于“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遂于北京设立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清政府通过同文馆的翻译、印刷出版活动了解西方世界，一定程度上启发民智。但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请简要评述京师同文馆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