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羁縻制度是唐王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唐朝建立之初,继承汉朝、隋朝管理边疆地区的经验,以“怀柔远人,义在羁縻”为要义,在东西南北条件较为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设置羁縻府州,有记载的最多时数量达800余个。各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在羁縻府州之上设立都护府,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唐王朝在羁縻府州的周边积极开辟互市贸易、屯兵屯田,强化对边疆的统治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
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又名沙堆烽)遗址赫然在列。
根据碳十四测定等诸多证据,专家推断,沙堆烽的使用年代在公元692年至公元790年之间。在遗址旁一处背风向阳的斜坡上,考古人员发现一个被沙土掩盖千余年的物品堆,里面埋藏了大量的纸、木、纺织品等遗物,专家惊呼发现了“一座小型档案馆”。出土文书也显示,沙堆烽遗址为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所辖,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者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沙堆烽遗址出土的文书绝大多数为汉文书写,也有部分用焉耆文书写,有的文书中还提到“于阗兵”。沙堆烽遗址考古成果最大亮点在于出土纸文书、木简883件,是近年国内烽燧遗址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其中,《韩朋赋》《游仙窟》等手抄本残片,是唐代盛行一时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有《孝经》《千字文》等中原传统典籍手抄本。
——摘编自新浪新闻
材料 唐玄宗天宝年间,吐蕃乘安史之乱攻略河西诸州并大肆劫掠。848年,沙洲望族张议潮散尽家财,组织各族人民建立义军,抗击吐蕃。他熟读经书,讲究武备。张议潮率领义军,经过三年时间,先后收复了沙州、瓜州、伊州等十一州并入朝告捷,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861年,收复凉州。至此,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张议潮掌握了河西军事、行政、财经大权,他推行耕战政策,大力加强守备,保卫胜利成果;同时发展生产,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灌溉。河西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张议潮“训以华风,咸会训良”,使得该地区“轨俗一变”,各族人民和睦地杂居在一起。
——据《旧唐书》等
材料一:贞观二年,突厥来骚扰唐朝。当时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号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著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
——摘编自人教版选修4。
材料二: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表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力量和悠久历史。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政治上曾出现过种种的动荡和危机,周以后,朝代更替,民族相争,但是商征服夏又继承夏,周征服商又继承商。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在疆域上表现持续的稳定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原先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不断的接触、混杂和融合,不断出现的分裂和消亡,逐渐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地理环境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疆域形成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材料
710年,唐睿宗李旦登基,改年号为“景云”。其时,吐蕃、突厥、契丹等与唐关系紧张,以前采取的临时任命将领率兵出征的办法,已难以应对边境危机。景云二年,唐朝派出河西节度使,募集军队,驻守河西走廊,“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同年,改变以前朝廷临时遣使分“道”巡察地方的办法,设置十三道按察使,驻地相对固定,大多由所在地行政长官兼任,代表朝廷纠举、处理所在道的州、县官员违法乱纪行为,“风俗一变”。712年,唐玄宗正式即位,随后十余年间,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地区广泛推行,十三道增为十五道。这些制度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保证,也给唐玄宗晚年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
材料 随着唐朝的发展,由少数民族将士组成的“蕃兵”“蕃将”,成为唐朝开边拓土的重要力量,高丽人高仙芝出身于将门之家,唐玄宗开元后期出任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天宝六年(747),高仙芝率一万骑兵,历经艰难险阻,长途奔袭阻断西域商路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境内),俘其国王,经此一役,“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天宝八年(749),高仙芝以石国(依附于唐朝的西域小国)不守番薯之礼为由,率军征讨,大肆杀掠,掠得大量金银珠宝,皆入其家。石国王子召引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进攻唐安西四镇,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战于暹罗西域(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唐军大败,自此,唐朝在西北疆域的扩展受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