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7世纪到达北美的移民不仅把英国传统发扬光大，而且最终促使北美殖民地走上自治之路。相对于旧世界的种种阻碍，自由精神在北美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励，并成为反对权威和专制、争取自治和创造的基础。如果说英格兰村镇地方自治的习惯，为北美移民立足新大陆奠定了基础，议会制度则赋予了殖民地维护政治权力的主体意识和制度保障。独具北美特色的议会制度在行政和管理上趋向专业化、职业化，为造就本地政治精英，强化自制能力和自信提供了舞台。而作为清教徒政治道德思想核心的圣约思想，其包含的独立自主、个人主义和限权要求，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结合起来，为乡镇和殖民地自治注入了宗教基因。

——摘编自张骏《美国社会自治传统探源》

材料二：清末地方自治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发起，被清政府肯定和推行的一次近代化运动。一方面，在民族危机深化和传统专制政体的弊端之下，资产阶级立宪派希望争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维护本阶级利益。另一方面，《辛丑条约》签订后，困窘的财政状况令清政府在筹备立宪时捉襟见肘，而地方自治是用“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与此同时，清政府在社会变革潮流的冲击之下，被迫接过地方自治旗号，也并非为赋予人民参政议政权利，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是为协调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官办自治形式，巩固其专制政权。由于它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加之倡办者的失策，这次运动未能完全达到立宪派的预期目的。辛亥革命后，各地的地方自治大都名存实亡。

——摘编自卞修全《清末地方自治新论》

材料一：作为一种理论，“单一行政官”的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里根政府的律师团队使用与总统职责有关的宪法语言，如第二条  “授予”、“宣誓”和“注意”条款，为“单一行政官”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总统在宪法第二条  中被“授予”行政权力，但没做限制。“宣誓”条款是有争议的，因为对于“单一行政官”概念的支持者来说，它为总统提供了通过决定是否执行法律来评估法律合宪性的能力；其次，总统作为唯一直接对投票公众负责的行政部门官员，必须“注意”对法律的忠实执行。里根革命的两条战线之一的法律战线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总统必须被允许在管理国家和发挥领导作用方面拥有强有力的力量”。

——摘编自高海龙《“单一行政官”理论与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

材料二：美国宪法在确定府会关系的法理基础时，特定的宪法技术处理为府会关系的制度变迁提供了特定的轨道。从宪法设计的技术角度来看，国会的权力是明示的和列举的权力，国会所应享有的每一权力条款都非常清晰。相反，宪法关于总统权力的规定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尤其是行政裁量权赋予总统权力以极大发展空间，仅仅模糊地说“合众国的行政权赋予总统”，至于行政权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如何行使行政权，行政权的边界如何，宪法都未作详细说明。这一技术处理使得总统的责任极其广泛，与责任相关的权力如影随形。

——摘编自赵可金《现代总统制中的后现代总统一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及其制度制约》

材料一：19世纪最后十年以来是美国巨大飞跃的时代。每个人的收入都在增加，尽管增加的幅度差距很大。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发展和繁荣。秘书、会计、中层经理的工资增长了三分之一。工人收入也有所增加，尽管基数较低且增速很慢。钢铁工人的工资仍然增长较快，但是在有大量女工、非裔工人的行业，工资增幅很小，南方几乎所有的工业也是如此。可是，这些行业的某些工人家庭，由于女性和儿童外出工作以弥补丈夫和父亲收入的不足，家庭收入有所提高。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受到崛起的新兴消费文化的影响。

——摘编自（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

材料二：在美国，向整个社会传播消费主义观念的过程从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开始腾飞时就已开始，并且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膨胀而日益加快。20世纪初，美国就已展现出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特征，到了20年代以后，大众消费主义在美国社会居于支配地位。赚钱就是为了享受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信条。尤其是在柯立芝担任美国总统的时代，大众消费主义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摘编自王晓德《美国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及其全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