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苦之劳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命若草芥。华民无辜，飘零数万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  

 ——郑观应《救时揭要》

材料三

2022年，全球各地有一亿人被迫离开家园，其中包含逃离冲突、暴力、侵犯人权和迫害的人。这一数字高于2021年的9000万人。按照国籍划分，国际流离失所者居世界前十位的难民来源国及数量分别是：乌克兰1500万，叙利亚660万人，委内瑞拉440万人，阿富汗300万人，南苏丹220万人，缅甸110万人，索马里90万人，刚果（金）80万人，苏丹70万人，中非共和国60万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称，这是“一个本不该创下的记录”。

——摘编自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2全球趋势报告》

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至北魏后期，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北方终于出现了民族大交融。一大批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中原汉族的程度，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也日益与汉族接近或基本消除了差异，民族心理素质发生变化。经过杂居、通婚，这些少数民族在血统上与汉族融为一体，使汉族共同体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一些原来较低于汉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少数民族纳入汉族共同体实际上加速了自身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进程，也完全符合这“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摘编自白翠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材料二 “走西口”是明清以来山西、陕西人民不断迁徙到西口地区（今内蒙古西部地区）谋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明清时期，“走西口”的主体主要是兵变士兵、蒙古人掳掠的俘虏、追求土地的农人等，逃避饥荒的流民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西口土肥水美，早期走西口的汉民也只向蒙旗交租，不向国家纳赋。最早的走西口者大多春至秋回，当“雁行人”来回奔波于家乡和西口外的时候，他们的家乡只能是其祖籍地，这种观念并没有很快就随着逐渐出现的人口定居而发生改变。随着人口迁移规模日益扩大，西口也得到发展，至清末，“二百余年，耕凿相安，乡井是故，讼狱至县，差徭应县，虽曰蒙疆，俨同内地”。

——摘编自刘忠和《“走西口”历史研究》

材料三 19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19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轻人从乡村徙入都市，包括长江沿线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等地。潮水似的移民大都来自乡间。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竟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

-—摘编自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等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 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秒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 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 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 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 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 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 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 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