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刘和珍与“三一八惨案”

刘和珍，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深受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熏陶，1924～1925年成功发动“驱杨运动”。1926年2月，英国宣称要进攻中国；3月12日，日舰炮攻大沽口，并纠集《辛丑条约》当事各国公使向中国抗议通牒；3月17日，各国军舰二十余艘云集大沽口，当日下午，北京各爱国团体与各学校学生去国务院请愿时多人受伤，18日上午，北京各爱国团体与各学校学生数千人集会于天安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刘和珍积极参与上述所有学生活动。同年3月18日中午1时许，请愿学生进入国务院，守卫开枪射击学生，刘和珍等47人牺牲。随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召开驱段、反段大会，鲁迅、朱自清、闻一多、梁启超等撰文谴责段。同年4月9日，段祺瑞下台；7月，北伐战争兴起。

“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者，现在又变成臭名昭著的卖国凶犯。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告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集体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肃清一切卖国军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1926年3月20日

“本政府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职志，誓当领导民众，以为国民除此残贼，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尤望全国人民及与人民合作之军队，主张正义，一致奋起，以驱逐段祺瑞及一切卖国军阀，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广州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对时局的宣言民国日报》1926年3月29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4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三一八惨案”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刘和珍的牺牲有何价值。

材料：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自身的国际秩序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苏俄“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因此，不仅仅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以前也奉行这一主义，现在“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这是两种相反的主义，“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于是“一齐出兵去打俄国”。正是因为俄国的转变“以后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世界由此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在全世界范围将会形成两个联合阵线“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材料：广东军政府为消除内部隐患，巩固革命政权，与各种军阀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于 1926年2月，彻底肃清了盘居在广东境内的各种军阀与反革命武装。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于非常时期，其根本出路“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会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工农运动的领导，并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为北伐战争作了群众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准备。

——摘编自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