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国家大本，食足为先”。中国古代历代政权均把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汉代贾谊积极主张发展粮食生产，重视粮食储备，认为粮食储备是“天下之大命”。唐宋时期，形成了体系健全的救荒救灾的仓储制度，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清乾隆皇帝对建立全国统一粮食市场的必要性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给粮食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历代政府一方面发挥政府在粮食流通中的干预作用；另一方面，还发挥自由贸易在调节粮食余缺方面的作用。

——摘编自朱宏斌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遭受饥饿和贫困折磨的人数现已逾10亿。……粮食安全、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长期投资不足所产生的影响，又因近期粮食、金融和经济危机等因素而雪上加霜。……从现在起到2050年，为养活预计超过90亿的世界人口，农业产量估计需增长70％。……粮食不应当用作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我们重申国际合作和团结的重要性并要避免采取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不一致并可能危及粮食安全的单方面措施。我们呼吁开放市场，这是全球粮食安全对策的重要内容。……气候变化给粮食安全和农业部门增加了严重风险。其预期影响特别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小农，以及已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带来危险。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2009年11月16日）-

材料三：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要牢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中国古人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因此历代都不遗余力地加以建设，至隋代已具宏大规模，史称“资储遍于天下”。与此相关的是荒政思想，《周礼》中的“荒政十二书”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对荒政的认识，其中的一些月令书中强调人的活动要与自然规律相一致，以避免灾害发生时可以保证人的生活用度。中国古代重本轻末的思想往往忽视粮食自由贸易对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明清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正常开展国际的贸易活动。因此，要解决国内粮食安全只能依靠“自力更生”，甚至实行“以粮为纲”的政策。中国古代贫富之间面临的饥荒风险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社会动乱则不可避免地发生，粮食安全的水平也由此而大大降低。研究表明，至宋元时期南方稻谷的亩产量已达343市斤之多，粮食需求和供应从量上看已能满足人民的正常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粮食不安全的因素可能更多来自于人口增长、自然灾害以及社会方面的因素。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中国传统追求高粮食自给率的粮食安全战略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2016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6.16亿吨。与此同时，中国粮食也出现了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作为崛起的大国，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自然会升级食物消费结构，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转变，因此中国无疑需要依赖国际市场来实现国内食物基本均衡；另一方面，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实现国际粮食稳定的基础上需要给全球贸易伙伴一个稳定的农产品需求预期，同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重点，借助于中国对外基础设施与农业技术援助提升全球粮食生产能力，并推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这样既给中国粮食安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最后，中国应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加强全球农产品贸易与区域农业合作，在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期待方面有所作为，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维护全球粮食贸易市场秩序。

——摘编自毛学峰等《重塑中国粮食安全观》

材料一：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状况统计表

——摘编自吴慧《农道：解读中国粮食问题》

材料二：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增加约8倍。上海是主要粮食进口地区。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自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摘编自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主要是根据粮食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利用政权力量对粮食进行合理调配，利用市场机制使粮食得到正常流通，制定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加大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1953年到1954年，根据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发展的情况，采取了控制粮源的措施，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控制在国家手中；1955年之后，则针对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村关系紧张等问题，为了完善和改进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摘编自马双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