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德国是一个非常注重科技创新的国家。德国的大学从制度上关心科学研究，创造出诸如实验室、高校研究所以及专业科技刊物的出版等有效的科研组织形式和方法。到20世纪初，德国已经建立起覆盖科学技术和商业事务、从初等学校到博士水平的复杂的教育系统。自19世纪中叶起，德国开始建立系统的科学技术组织，包括公共、私人与混合型科研机构以及大型工业企业。德国非官方的工业与企业研发部门是世界上最早成型的企业研发体系。到1993年，德国公司申请的美国专利数占所有外国专利份额的34%。

——摘编自张明妍《德国科技发展轨迹及创新战略》

材料二：在当下，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已经被世界各大国提到战略高度。比如，德国因联邦政府把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成为全球创新领先的国家；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突出特点，就是联邦政府通过提供资助和制定政策法规等多种措施，千方百计促使企业成为科技研发的主力、科技投入的主角；英国政府努力确保年46亿英镑的科学研究预算，使其一直保持科技和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韩国政府相继制定一系列法律和建立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相互合作的管理机制，来吸引、培养与利用高科技领域人才。国外政府还为科技创新积极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摘编自秦健《美日欧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一   教会当局始终信心笃定，认为《创世纪》提供了身为基督徒所需有的一切古生物学知识。这个说法似乎相当概括，足以涵盖及至15世纪之末欧洲人所能认识的所有生命类型——各式动物、植物、人类。之后却只见第一位航行到印度的葡萄牙探险家达·迦马和哥伦布先后把全新的世界带至他们眼前。新世界的独特，令基督教的宇宙起源说整个出了问题，直接冲撞欧洲人的认识领域。

——摘编自[美]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材料二   到了1858年，达尔文等在分类学会上宣读论文，提出了现代的进化理论。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中写道，“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高级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进化论一举粉碎了多次创造的概念，同时也动摇了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很大一部分根基。

——据[美]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等整理

材料一 15-16世纪，在个别王室成员和贵族的私人庇护下，英国有识之士开始质疑教会垄断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研究文学、艺术和历史等世俗学问，以业余或兼职方式传播“新学”。16世纪，英国教区牧师收入锐减，传统教育衰落，引发知识危机，在早期资产者的资助下，“新学”群体组织了“古物学会”和“格雷欣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以推动各种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摘编自张乃和《英国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形成》

材料二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知识危机”，又被称为“实证主义反叛”，最迅速发生在哲学领域，新的哲学理论在1914年之后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物理是对正统理论颠覆最显著的领域，无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形成于1927年）正确与否，但已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创了确定性。在一个接一个领域里，自认客观的声明逐一遭受怀疑，对普遍规律和使用方法的信任也遇到相同的危机。历史学和社会学里也有相似的辩论，探讨自身学科领域的科学性。

——摘编自［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