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孝”的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为了感恩父母及长辈的生育抚养，表达崇敬和哀思之情，日久天长，便产生了“追孝”“孝享”“孝祀”的观念。先秦儒家思想以“仁”为本，而“孝”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孝”具有三重内涵，即“事亲”“事君”“立身”，三者层层递进，逐渐深化“孝”的内涵。“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作为“孝”的起点得以实现。“保身”之后便是“事亲”。“事亲”则源于人所具有的“亲亲”之性。孟子认为“亲亲，仁也”。“事亲”的深化即是“事君”。通过“事君”，个体能够对国家与人民做出贡献，贡献越大，人民越拥戴他，其所获得的荣誉就越大。这种荣誉是通过其身体力行的实践获得的，出于身体所具有的血脉的延续性，这种荣誉可以加诸父母，父母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严，也可以视为子女关爱父母的一种方式。在此含义下，“保身”即是“保国”，“保国”即是“保身”，故而“保身”是孝，“保国”也是“孝”，个体之“身”与全体之“国”变得不再有区分，形成了真正意义的“身国一体”。

——摘编自李哲奇《“孝”的三重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二   董仲舒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三纲”学说，确定了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夫尊妇卑的伦理关系，孝开始直接服从于“父为子纲”、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汉代“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统治者把家庭孝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等。同时，将《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创立“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使得孝道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通过宣扬一些违背基本人伦道德的范例与行孝的“楷模”，如“卧冰求鲤”等来使人们效仿，使人对封建伦理绝对服从。这种对孝文化的异化表现在“孝感”和“孝义”的提出。所谓“孝感”，是说人之大孝，可以感动上天，降福于身；不孝，则会受到鬼神的惩罚。从《魏书·孝感传》开始，人为地编造出大量“孝感”一类的故事被载入“正史”，并广为流传。也出现了诸如《白话百孝图》里关于舜的“鸟耘兽耕”感人故事、孟宗为母“哭竹生笋”的愚昧行为。

——摘编自张宏书《中国古代孝文化的嬗变》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 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 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 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曰：“光舜之道，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 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材料一   战国时期，政治经济领域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流派，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名家、阴阳家、杂家、兵家、农家等也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各国政治经济生活，统称为“诸子百家”。……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促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求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摘自何小娟《战国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和当代启示》

材料二   西汉武帝时，国力已经达到最强盛时期，这仿佛应和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汉初时，韬光养晦而一味隐忍的无为思想已不合时宜，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着大汉王朝社稷的安危。在如此敏感的时期，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大儒生董仲舒富有智慧地对儒学进行改造，他的一系列思想主张可谓条条切合汉武帝的心意，以致于汉武帝一辈子都对董仲舒信任有加，将董仲舒奉为政治知己。这样，儒学独尊就水到渠成了。

——摘编自汤一介等《中国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