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据表1可知，唐代（ ）

材料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田子茂出生于山西忻州一普通农家，幼“颍异于群儿”“稍长则便能武事”。神宗元年年间（1078～1085），先为保甲体制下的保丁，后赴京应试，“天子临轩试之，中第一”，得以“补三班差使”。哲宗绍圣二年（1095）前后，先后担任泾源路第四将队将、鄌延路经略司准备差使等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因受改革派吕惠卿之案牵连，一度入狱，后无罪释放，被任命为“绥德军暖泉寒主”。徽宗崇宁四年（1105），在宋军收复银州（今陕西榆林南）战事中立有军功。徽宗政和四年（1114）去世，享年56岁。

田子茂的生平是宋代某些历史场景的再现。从材料中提取历史信息，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任选角度，自拟论题，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唐中叶以后，中国一个绝大的变迁，便是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另一个变迁，则是社会上贵族门第之逐渐衰落。依照先秦以来传统的政治理论，社会上本不该有贵族门第之存在。而自东汉以下的读书人，却因种种因缘造成了他们的门阀。大盛于东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科举制兴，始渐衰。

门第衰落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举其要者约有如下几点：

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以前大体上保持于几个大门第大家庭的，现在渐渐为社会所公有。

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以前参与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

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于家世，现在渐成为个人的事情。农家子弟，可以一跃而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业而降为庶民。

——摘自钱穆《国史大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自选切入点拟题，阐明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史论结合，表达清晰。）

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概括作者的观点，并以中外史实为例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儒生参政带来的“以德取人”因素，使察举制因而成立；但这并不是唯一制约察举选官的因素。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投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阳嘉元年又建立“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制度，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在察举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举荐；在科举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考试成绩。所以举人可以“投牒自进”，不必非得他人举荐不可。到了北宋，封弥成为贡举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考试官在评定试卷时，看不到举人的姓名、乡贯等，也就很难作弊了。隋唐以来，科举出身的官员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到宋代已占有绝对优势。

——摘编自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材料三   宋廷对于在任官员的课绩，以对德行、才能、劳效的综合检验为主要内容。“德行”的考核被置于重要地位，但不易操作；对于才能的核验，宋廷要求官员申报时填写非常具体的“实迹”“实绩”，以便日后核对。在宋代，课绩与监察各为独立系统，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又彼此渗透、相互影响。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材料一：唐太宗与唐玄宗前期的统治

材料二：（隋唐开始的）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进入官僚、贵族的行列，其中包括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会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三：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摩尼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官职市舶使，在一些地区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置的“蕃坊”也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一：汉武帝在位时，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由无为转为有为。由于社会在复苏、繁荣的同时也趋于复杂化，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原来以不变应万变的“无为”方针已渐不适用。国家经济实力的积聚，也为“有为”提供了可能。汉武帝本人富有政治才略和抱负，积极推动政策转变，在内务、外事、政治、经济诸方面都建立了显赫的功业。

——张鸣《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一套稳妥可靠的官僚制度对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魏晋时期，统治者力图通过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吏，但最终形成了“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门阀制度。隋唐时期，统治者们摸索出一套防止富室贵族垄断权力的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文才的人得天独厚，往往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拥护者。而平民百姓，因为有可能通过科举而同样步入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因而他们对现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拥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不可不谓大矣。

——摘编自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