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表1可知，唐代（ ）

据表1可知，唐代（   ）

材料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田子茂出生于山西忻州一普通农家，幼“颍异于群儿”“稍长则便能武事”。神宗元年年间（1078～1085），先为保甲体制下的保丁，后赴京应试，“天子临轩试之，中第一”，得以“补三班差使”。哲宗绍圣二年（1095）前后，先后担任泾源路第四将队将、鄌延路经略司准备差使等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因受改革派吕惠卿之案牵连，一度入狱，后无罪释放，被任命为“绥德军暖泉寒主”。徽宗崇宁四年（1105），在宋军收复银州（今陕西榆林南）战事中立有军功。徽宗政和四年（1114）去世，享年56岁。

田子茂的生平是宋代某些历史场景的再现。从材料中提取历史信息，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任选角度，自拟论题，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唐中叶以后，中国一个绝大的变迁，便是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另一个变迁，则是社会上贵族门第之逐渐衰落。依照先秦以来传统的政治理论，社会上本不该有贵族门第之存在。而自东汉以下的读书人，却因种种因缘造成了他们的门阀。大盛于东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科举制兴，始渐衰。

门第衰落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举其要者约有如下几点：

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以前大体上保持于几个大门第大家庭的，现在渐渐为社会所公有。

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以前参与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

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于家世，现在渐成为个人的事情。农家子弟，可以一跃而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业而降为庶民。

——摘自钱穆《国史大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自选切入点拟题，阐明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史论结合，表达清晰。）

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概括作者的观点，并以中外史实为例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汉末社会动荡，“人口流移，考详无地”，察举制所依赖的乡里清议失去了社会基础。那时，选官多操纵在地方大族名士手中。他们交结朋党，严重干扰了人才选拔。自曹操开始，尝试新的选人方法，曹丕继魏王后，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颁制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既继承了两汉乡里评议人物的传统，又将评议权收归中央，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第7课《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材料二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猝），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材料一   有学者对先秦时期世族在各国执政人数作了如下统计，见表4：

——摘编自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材料二

汉代察举制，名目繁多，但大体却分为三类。首先是贤良方正，此为汉代选士的一种重要制度，在汉文帝二年（前178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次是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的简称。始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诏举“孝悌”“力田”和“廉吏”，分别荣赐帛匹和米粮。第三是茂才，“茂才”原名“秀才”，其等级较“孝廉”为高，有如后世之进士，初属于特举之列。其制乃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

——摘编自邝士元《国史论衡系列：中国经世史》

材料三

隋朝建立后，宣告废除“九品中正制”，皇帝强化了察举制中的考试要素，逐渐形成了科举制度。科举制的特点是报名随意，通过考试差额录取。因为报考科目多，分科举人，所以这一选拔方式被称为科举。唐代科举最重要的科目是进士科，考试采用命题的方式，因为录取难度大，很能考验参与者的真实水平，所以受重视的程度也比较高。宋代科举考试程序较唐代烦琐，但主要还是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明朝继承了前朝科举取士制度，并发展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各级考试内容均出自儒家经典的文句，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进行重点解答，不能有个人看法，答卷的文体也有严格规定。

——摘编自纪连海《纪连海点评中华上下五千年·事件卷》

材料一   20世纪前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近世说”（其学生及后继者发展为“唐宋变革论”）。该理论认为唐代是中世之终末，而宋代则为近世之发端。政治上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兴起。君主由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到近世成为全体臣民的共有物、绝对权力的主体。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时代大异其趣；官吏选用制也发生变化，科举制普遍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为官的均等机会。经济上处于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交替之际。文化性质亦有显著变化，经学、文学、艺术都呈现出庶民性质。宋元社会发展进入“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

——据（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1922年）等整理

材料二   中国当代学者对“唐宋近世说”颇有争议。